重庆掌故 | 明清之际，重庆地区有多少人口？

摘要

历史人口地理和人口史研究中都会遇到大规模天灾人祸之后或易代之际人口数量的空白，对遗存人口的数量仅有极端性的描述或缺乏根据的估计。本文提出一些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方法与原则,以明末清初今重庆市辖区的遗存人口数量为样本,尽可能广泛地搜集了各类直接与间接的史料，分片详细分析此时段内影响其人口数量变化的各种因素和结果,根据分别取上限或下限的原则,作较严格的推测和估计，该区域内明清之际人口谷底出现在康熙三年（1664年），其最低人口数不低于27万。

在历史人口地理、人口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在天灾人祸之后，或易代之际，某些地区会留下户籍空白，只有“死亡殆尽”“白骨遍野”“杳无人踪”“十不存一”甚至“千不存一”之类极端性的描述。如四川民间就有“八大王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说法。或者有一些数字却无依据可考，或者出于后人推测，如有人认为清初整个四川仅存8万人口。但要研究该地区长时段的人口变迁，又无法绕开这些空白，至少需要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推测。首先，应对现有说法，包括已被视为定论的，作严格论证。即使是对貌似第一手的史料，也应注意其量化部分的可靠性，因为在没有原始统计数据的条件下，就是亲历或在现场也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其次，是要确定一个相对延续、可比较的空间范围，即古今之间、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不同的统计数据之间应该适合于一个大致稳定的地域范围，如当时某府州县能对应于今某市区县。本文选择的是今重庆市辖境，大致相当于明清之际的重庆府、夔州府和相邻的若干县。再则，是确定一个不长的时间范围，如某一时段或某年，代表人口变迁的谷底，即人口数量的最低值。

正因为并无可靠的原始数据为基础，推测过程中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空间范围宜稍大不宜过小。有些研究结论对人口数精确至个位数，对政区精确到县以下的乡镇甚至村落，其实经过多次、反复推测估算，往往离事实更远。因此，推测人口损失时宜取下限，推测人口增加时宜取上限，则结论更近于事实，更有说服力。本文即按以上原则和方法，对今重庆市辖区内经明末清初战乱后的人口谷底作一推测。

此前，有学者对四川(含重庆)明末清初的人口做过相关研究，李世平推测，“清初四川户口约相当于明代四川户口10%-20%”，“人口总量应约在50万人左右”。胡昭曦认为，“清朝初年四川的土著人户是不少的。其占整个人户的比例，则难确计”。谭红主编的《巴蜀移民史》一书推测，清初四川遗存人口“大概会超过10万人”。李禹阶主编的《重庆移民史》一书承袭李世平的研究结论。蓝勇认为，“明末清初三峡地区人口的耗损是前所未有的，大部分土著居民丧生于战乱或流亡”。蓝勇《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一文主要根据四川清代以来的州县方志，对明末清初四川（含重庆）人口中存留土著与移民的比例进行了分区分析，认为川南、川西部分地区土著人口比例相对较高，川东、川北较低，不过未给出具体的人口数量。蓝勇《清代三峡地区移民与经济开发》一文也未论及明末清初三峡地区存留人口数量。以上这些研究都未明确明清之际重庆地区的人口数量，这为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本文根据重庆地区各区块的不同情况，分区块分析其遗存人口，最后综合得出明清之际重庆地区人口数量的下限值。

一、 明重庆府南部的遗存人口

张献忠虽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但顺治二年(1645年)至三年间，重庆城仍然为明军旧将曾英占据，城内及周边聚集了数十万人口，“曾兵可二十万、妇女小子不下三十万”。夏道硕《纪变略言》也载，顺治二年春曾英自率马、步兵赴合州，袭取了张献忠水军都督张广才老营，大西军“大败，退回，我涪疆因有两载之宁”。

张献忠死后，顺治三年（1646年）底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的带领下南下，先后占领重庆、遵义二城，但均是短暂停留就离开，继续南下，未及四出追杀人口，对二地造成的人口损失应不太大。《荒书》即载，大西军余部“既渡江，休重庆三日，隳重庆城女墙，由遵义奔云贵”，而曾英在重庆战死，“英部将李占春、于大海率水师奔涪州，余众随王祥奔遵义”。向东、向南逃离避难的人口应不少，此前，曾英曾经“令老弱与难民下涪州，进小江口，留锐卒于重庆待贼”。而遵义王祥“以僻处一隅，而地未经贼，且督师开府于此，故归之者众，其下总兵三十六人，众三十余万”。督师大学士王应熊为巴县人，故重庆府周边投靠他而往遵义的人口应该比较多。

大西军余部离开后，清军在豪格率领下接踵而至，先后占领重庆、遵义二城，但在反清武装的逼迫、进攻下，不得不先后放弃二城北撤，“及献诛，可望等四伪将东走，大兵追之，以粮尽引还，贼遂陷遵义”。“王祥又追清将柏永馥”，与李占春、袁韬等驻涪州一带的旧明武装“俱至重庆”，收复重庆城后，李占春与袁韬相攻杀不胜，李占春部退至涪州，王祥也退出重庆。后因乏粮，袁韬部离开重庆，往嘉定求助于杨展，遵义至重庆府南部遂为王祥部占据。“祥守遵八年，流寇不敢入其境，川东南遗民倚以全活者数十万口”，“祥死而播人安堵。当献贼屠川，内富旧家逃遵义以免者十八九。”依此，王祥占据的遵义至重庆府南部一带当有数十万人口。

不少文献记载了重庆府民众入遵义、贵州避难的情形，如《易修龄先生墓表》称其先世“明季避乱黔中，返居江津之杜里”。石韫玉所作江津《戴氏家谱序》，亦提到戴氏先人居江津杜市里，明末“避乱入黔，复归于津”。王祥曾击杀江津义兵首领进士刁化神父子，“夺其众”，王祥所部当有一些江津人口。民国《合川县志》卷三十九《乡贤四》也载，苟云龙“后遭张献忠乱，携家避地遵义府遵义县之高坪场……清定鼎后，合州族人……来迎还里”。巴渝人士避难常入遵义，道光《遵义府志》卷二〇《风俗》载：“经奇劫，巴渝族姓避乱兹土，遂家焉。”《蜀龟鉴》载，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荣昌喻尚书家人得知张献忠“已破夔州”，“六月屠隆昌”后，“束装走遵义”，“豁免”。

顺治六年（1649年）秋九月，“孙可望遣白文选攻杀祥，降其众二十余万，尽得遵义、重庆”。孙可望军攻灭王祥后，设置了地方官，招民开垦。顺治八年（1651年），孙可望“差官丈田……变牛种为粮数”；顺治九年，贵州拔贡张师素被委任为綦江知县，“招抚遗黎，殷勤保爱”；顺治十二年（1655年）孙可望“发难民千余安插于杜石沙坪一带，多垫江人”。重庆府北部垫江县的居民能逃到南部的綦江县避难，则重庆府其他地方的居民也应能逃至綦江避难。重庆府南部至遵义一带，多是山区，山高林密，也易于遗民躲藏自存。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四川乐山《重修凌云寺记》碑刻中有职官：“监理重庆屯田总兵官都□□事郑守豹”，说明南明军其时曾在重庆屯田，重庆府地域当有不少农耕人口。

顺治十五年（1658年）初，清军吴三桂部由汉中南下，经合川进占重庆城，南明军弃城逃走，此后重庆府一直为清军占据。吴三桂军南下占领綦江、进军遵义时，南明军将领或逃或降，遵义附近交战规模不大，吴三桂驻兵遵义后，水西、酉阳、蔺州几大土司降清。可以认为，此次清军进占重庆、遵义时造成的人口损失不大。康熙初，巡抚张德地称：“遵义附郭之额赋，较通省称沃。”说明遵义在当时的四川来讲，农耕发展较好，人口聚集较多。推知，从王祥占据遵义至重庆府南部一带，其部众的20万-30万乃至数十万，至南明军占据时期，再至被清收入版图，这些人口基本得以保存，或还有所增加。由于从王祥时期起，遵义和重庆府南部，就一起被王祥、南明军、清军前后相接、相继占领，两地人口不可能没有交互散布，不可能遵义有20万—30万人口，而重庆府南部则基本无人。考虑面积大小、自然条件、建制设置、人口来源等因素，以王祥所部人口低数20万计，估算重庆府的巴县，江津、綦江、南川等地分布的人口，以占20万人口的15%计，重庆府南部康熙三年（1664年）的人口应不低于3万人，若以30%计，则能达到6万人。

二、明重庆府西部、北部地区遗存人口

与顺庆、潼川相邻的明代重庆府西部、北部地区，受到“摇黄贼”等流民武装的极大破坏，也受到张献忠军征战的影响，遗存人口不多。“乙酉(1645年)摇黄贼屠巴州、通江、东乡、太平、达州、梁山、新宁、开县，各地方人烟俱绝”，“攻破长寿、垫江、邻水、大竹、广安、岳池、西充、营山、渠县、定远各州县，城野俱焚掠……积尸遍地，臭闻千里”。此涉及重庆地区梁山、开县、长寿、垫江等地。“流贼以献忠往成都，不敢掠川西；曾英拒大江，不敢过川南。惟川北、川东诸州县，恣意去来，山溪寨硐，十存一二，都鄙士民，千存一二。久之，数百里寂无烟火，燕巢林上，虎入城市。”“摇黄贼”以“通江、达州、巴州为巢穴，而蔓衍于岳池、广元、定远、合州、巴县。凡川东之北岸，任其出没。掳掠人口，则责人取赎。当播种时，则敛兵暂退，及收成后则复来……因土人强悍，乡兵四起，相约杀贼，而贼遂逢人即杀……久之，马渐多，器械渐精，且有火器，川人附之日众，遂攻城劫寨，而岳池、邻水等县，无坚城矣”。此涉及重庆的合州、巴县等地。“摇黄贼”武装“掳掠人口”，再“责人取赎”，“及收成后则复来”，则其时当地尚有居耕之人。从民众的溃散、流徙到城乡荒芜应当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摇黄贼”越来越强，而土著平民则越来越弱，最终，要么被杀，要么不得不背井离乡。由于这一地区没有旧明军将或者大的乡兵武装集团可以依附，社会秩序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可以认为当地社会已基本被摧毁，基本不存在大的城邑人口聚落，可能会有一些凭险据守的山寨，还有些人口聚集。在平坝丘陵宽谷地区即使有些遗存人口，也当处于野外求生，风餐露宿的状况。

顺治十五年初，清军吴三桂部由汉中南下进攻重庆、贵州时，顺庆、合州一带，人烟断绝。“自顺庆而前，大路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三月十四日，至蜀之合州，俨同鬼域。”吴三桂“偕定西将军由铜梁、壁山、来凤、白石进发。铜梁、壁山二县属重庆。凡驻营帐房左右，满地头颅，皆张献忠及摇黄十三家所戕杀者”。虽称人烟断绝，但也能找到乡导带路，还是存在一些人口。因为人口少，康熙初裁撤重庆府西部的大足、璧山、铜梁、定远等县。这些情况表明，当时重庆府西部、北部的人口还是比较稀少。此前的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就曾“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但人口聚集不多。康熙三年，四川巡抚在奏折中提到，重庆城“为督臣驻节之地，哀鸿稍集，然不过数百家”。这应是指城中的平民人口，由于城邑多为交战之地，百姓恐不愿居其中，因此，城邑聚集的平民人口还不多，但重庆城由于当时是四川总督李国英驻节地，城中应驻扎有大量军队。康熙初年，杨三知擢四川上东道，也于上东道“绝峒密箐中”，“招徕千数百家，筑堡渝东，民名之曰杨公堡”。说明避难深山沟谷或依寨堡自卫，还是上川东道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推知重庆府西部、北部地区的情况也与之类似。

三、明涪州、忠州一带遗存人口

顺治三年底大西军余部攻占重庆城，明军李占春、于大海部退入涪州。此前，曾英曾经“令老弱与难民下涪州，进小江口，留锐卒于重庆待贼”。“占春驻涪州之平西坝，四面阻水，结万将营，宾客多归之。于大海壁忠州花陵河，与李唇齿。遵义守将王祥忌于、李之盛。”李、于两部所附百姓应不在少数。顺治四年（永历元年，1647年）夏，清军携辎重水陆并进，顺江而下，在忠州一带被李占春、于大海部击败，烧毁清军船一千余艘，夺得大批财物，而袁韬据重庆城无粮，“肆劫掠，残民奄奄待尽，间依李占春焉”。可见，李、于两部实力较强，所聚人口也应较多。此后李占春、于大海部一直占据涪州、忠州一带，直到公元1651年。

“己丑年（1649年）李占春掠彭水”，“庚寅年（1650年）酉阳司兵攻李占春于郁山镇之铜锣寨，土兵以失律，败绩退回。”推知，时李占春部虽以涪州为大本营，但其势力范围已沿乌江（时也称小江）过武隆，延至彭水、郁山一带。顺治八年孙可望派兵进攻李占春部，李占春战败后，顺流而下与于大海部会合，二部乘船逃往湖广，向清军投降。其间受到反清武装的拦击，应有失散人口留在沿途。李、于等人率滨水而居的兵民东下，而武隆、彭水一带的散布之民不太可能随李占春部东下，而当为孙可望部收降。由于李占春、于大海部东走降清，盘踞于万州、夔州一带的三谭武装“见势不敌”，接受了孙可望的联合。李占春、于大海部撤走后的空间，即涪州至忠州一带，后也为三谭所部占据、填补。后来，谭诣在重庆城外杀谭文降清时，涪州还为谭文部将占据。顺治十七年（1660年）未刊的《涪州志·旧序》中提到涪州人士在山中避难，说明其时涪州一带不可能无人所居，山野之中散布人口应不少，但未必敢到常遭战火的府州县城或其周边居住，这也应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社会状况。欧阳直《蜀警录》称“武隆等处免于（张献忠）屠戮”，应有人口分布和难民逃入。康熙七年，省并武隆县入涪州，说明其时武隆县编户人口也不多。武隆县治临乌江，当涪州至彭水要道，为四战之地，遗民当以散居山野为主。

康熙六年（1667年），忠州城垣东北增修一门，名“黄龙门”，说明此前城垣应比较完整。谭文被杀后，“文所部犹据涪、忠二州，国英遣总兵王明德击破之”。此在增修城门之前，也说明涪州至忠州一带有一定的人口。康熙七年(1668年)，新宁县裁归梁山县，说明三谭势力范围内，邻近忠州的梁山县，其人口比新宁县为多，因此把新宁并入梁山县，而不是相反。

综上，涪州、忠州，以至武隆、彭水一带，因为前有李占春、于大海部占据，后有三谭武装占据，直至李国英底定巴蜀，此区域一直存在一定的社会秩序，可以聚集起一些兵将眷属和平民人口，有一定的人口分布。这些武装集团前后盘踞此地10余年，多有数千至万余兵马，其所附属百姓若没有其数倍人口，则这些武装集团是难于靠其纳粮生存的。

四、明重庆府东南部一带遗存人口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月，“张献忠连破官军于观音岩、三黄岭……会令为贼所殪，良玉趋救不克，转斗复败，所部三万人略尽。乃单骑见捷春请曰： 事急矣，尽发吾溪峒卒，可得二万。我自廪其半，半饩之官，犹足办贼”。按此，作为石砫土司，秦良玉出土司兵3万，按人口供养军队比例5：1计算，应有15万人口，若考虑土司制下，寓兵于民的传统，按3：1计算，应有9万人左右。以上述3万人马在与张献忠部作战中全部被杀，无一逃掉，石砫当还有6万人左右。再者，秦良玉出兵3万，在石砫也还须留兵值守，以防其他土司抄了后院，以3千兵计，其后也有1万人的人口基础，则石砫人口当不低于7万。崇祯十七年春，张献忠“遍招土司，独无敢至石砫者。后献忠死，良玉竟以寿终”。张献忠部未攻入石砫，因此石砫人口基本得以保存。据道光《补辑石柱厅新志》卷七《土司志》载：“献贼屠戮全川，忠、丰人民襁负而来石砫避贼者踵相接”，则有忠州、丰都一带大量百姓入石砫避难，“时献贼屠蜀，避寇入境者十数万家”。乾隆二十二年石砫厅人口数为编户20564，丁口96188。通常，实际人口往往是编户人口的数倍，推测乾隆时期石砫厅人口能达到数十万，这应与明末清初周边汉地人口逃入石砫避难有一定关系。秦良玉死后，顺治七年（1650年），朱容藩曾令二谭兵进攻石砫，靠李占春部的救援，石砫未被攻下，则其人口未受大的损失。

明万历时的播州杨应龙之乱，天启时的蔺州奢崇明之乱，其土司兵均有数万，可推知，明末重庆周边几大土司的人口均有10万之数或更高。重庆地区的酉阳、石砫二大土司也基本有此人口基数。天启时击败樊龙，石砫土司曾出兵近万，与明军共同收复重庆城，酉阳土司、平茶土司也参与其中。《明史》卷三一二《四川土司二·酉阳宣抚司》载，“弘治十四年（1501年）调酉阳兵五千协剿贵州贼妇米鲁”，“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调酉阳兵四千，命宣抚冉跃龙将之援辽”。石砫土司征调之兵也常为数千人，“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千乘以三千人从征播州，良玉别统精卒五百裹粮自随……泰昌时，征其兵援辽。良玉遣兄邦屏、弟民屏先以数千人往……天启元年（1621年），邦屏渡浑河战死，民屏突围出。良玉自统精卒三千赴之……兵部尚书张鹤鸣言： 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此也表明二者实力在同一档次，两土司人口数量相差不至太大。

前述秦良玉所称“自廪其半”的“溪峒卒二万”若不全来自石砫土司，最有可能来自石砫土司周边的土司兵，若以一万土兵来自酉秀一带的酉阳土司及杨氏等三个小土司，按人口供养军队比例5：1计算，应有5万人口，考虑土司制下，寓兵于民的传统，按3：1计算，酉阳、秀山一带人口也应在3万人以上。再加上各需留守之兵，以酉阳土司3千，三个小土司各1千，共6千兵，其后当又需2万人的人口基数，则酉阳土司及秀山各小土司人口总数当不低于5万人。张献忠部也未攻入酉阳，顺治十五年清军吴三桂部驻兵遵义时，招降了酉阳宣慰司土司冉奇镳。酉阳、秀山一带明末清初未经历大的战事，人口受战争负面影响较小，反而可能因收纳避难汉民，或入黔江、彭水一带劫掠人口，使其人口有所增长。酉阳土司公元1647年、1648年都到彭水劫掠，又，“庚寅年（1650年）酉阳司兵攻李占春于郁山镇之铜锣寨，土兵以失律，败绩退回。”若以酉阳土司实力与石砫土司相类，人口基本相当，没有像石砫土司与张献忠作战损失3万人的情况，则其人口应更高，加上三个小土司，人口数应在10万人以上。

彭水、黔江一带，明末清初战事虽不大，却比较频繁，又有各路土司劫掠人口。顺治初年，彭水民“其死、掠之余，皆岩栖穴处，采蕨根木皮为食”；至顺治八年“彭水县民始庐居，有耕于野者”，此年孙可望军出滇，重新占领渝黔地区；十二年“彭水县民始有居县城者”。彭、黔所历战事，有：“丙戌年（1646年）白士眉寇彭水”，“纠合忠路、沙溪各土司兵来争县城”，“败走江口镇，土兵焚县城”；“丁亥年（1647年）伪总兵邓甲据彭水县长滩等处，肆兵焚掠”；“戊子年（1648年）流贼袁韬兵入彭水境，掠洋水、江口等处”，“朱国玺率兵击白士眉于郁山，士眉败走，时杀死者数千人”，据此推测，彭水城邑居民当上万；“己丑年（1649年）李占春掠彭水，时彭水禾无遗种，民饿死者遍于道”；“丁酉年（1657年）贼将谭天叙寇郁山，掠居民九百六十余人，信武营守备王德地死之”；“十八年辛丑（1661年）春，王光兴寇郁山，把总张宏道与战，死之，守备张希春被俘”，“夏五月，署彭水县事王维邦”，“率乡勇数百”，“复郁山”。除酉阳土司外，周边的土司也到彭水、郁山一带劫掠人口。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月“楚属忠路土司寇郁山，掠去市民千余口”；“乙酉年（1645年）忠路司同沙溪司寇彭水，大掠于野”；“丁亥年（1647年）忠路、唐崖、大旺土兵寇彭水，大掠于野”；“ 戊戌（子）年（1648年）忠路、唐崖再寇彭水，大掠”。虽然遭遇战事和劫掠，但因郁山有盐场，民逐利而聚，公元1657年郁山还被掠走居民960余人，1661年夏五月占据郁山的王光兴部将王化龙被击败逃走，其后，彭水、郁山一带开始趋于安定。署县王维邦能聚集数百乡勇一战，推测彭水县城及周边居民当有数千人，又有郁山“时杀死者数千人”，那么加上郁山等城邑及山野散居之人，其时彭水、黔江一带的人口当不下1.5万人。

五、明夔州府一带遗存人口

明末清初，明旧将谭诣、谭文、谭弘所部武装占据今渝东北一带，“谭诣据巫山，谭文据万县，谭弘据天字城”。“（谭）文、弘、诣、二虎等分屯忠州、万县，合军攻重庆，总兵程廷俊、严自明御之，败走。文又合十三家兵逼重庆。”三部当有相当的人口。顺治十五年十二月，为牵制清军从贵州进攻云南的南明政权，谭文、谭诣、谭弘三部和夔东十三家都配合出兵，进攻重庆。谭文和牟胜所部7千人、战船158艘沿水路攻重庆城，谭文为领头者，7千人的军队取一半，谭文部出兵应在3千多人。其后，谭诣率战船120-130艘和袁刘马塔部6000-7000人水旱两路并进，到达重庆城下。谭诣部出动的规模，与谭文部差不多，也应有3千人左右。则加上留守兵将，三谭部军队应有1万人以上。三谭部占据这一带十余年，部属家眷也应不少，李占春、于大海部沿长江而下降清时，曾被三谭击劫了部分人口，再加上依附的平民，三谭集团的所有人口应在3万人以上，这样，三谭万余人兵马的物资供给才能得以解决。三谭中，谭文被杀，其部损失较大，谭诣、谭弘降清，其所领人口基本得以保存。吴三桂叛清时期，谭弘部也叛清从吴，在渝东北地区与清军有交战，不过规模、强度不大，且持续时间也不太长，人口总体损失应不大。

以大顺军残部为主的夔东十三家义军占据地区含今重庆的巫山、巫溪一带。顺治九年（1652年）十一月，清经略洪承畴曾提到：“郝摇奇、刘体纯、袁宗第等诸寇，窟穴于羊角等寨，每营万余。”顺治十年十一月，钦差巡抚兼右副都御史马之先上给清廷题本言：“死贼刘、郝、沓、袁四营约近二万，势甚猖狂……不数月而二竹地方响应投贼，尽皆不为我有。”当地民众响应，则四营人口当有增加，后来这些武装集团也常活动于夔东一带。康熙二年（1663年）十一月，李国英曾奏报：“巨寇刘二虎、郝摇旗、李来亨、袁宗第、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七家合股齐出……诸逆率贼五万有余，齐犯巫山。”七家合出五万余众，加上留守兵将，夔东十三家每家兵将应有一万上下，其所部家眷、依附民众应有数万人以上，方能供给这些武装集团。顺治十三年至十八年（1656-1661年）清廷招降十三家，有士兵、把总、千总、游击、总兵出降，为使更多的义军瓦解投降，清军对降者不杀，“兹特开一面，赦其既往之辜，予以功名之径”。这样，投降兵将、归顺人口基本得以保存。

贺珍部在大宁曾设置了知县等地方官，其下应聚集了不少百姓。(贺珍在大宁)“收拾人心，藉以自固，设险负嵎，颇知与民休息，故大难之后，尚有遣黎，珍之力也”，还减少租赋，改革盐法，“出则以勤王灭虏为事，入则以课农练兵为本”。大宁有盐场，也为贺珍部所有，因此贺部的经济实力应较强，聚集的人口应较多，明代时这一带因“比连万顷柴山，常有各省流民一二万在彼砍柴，以供大宁盐井之用”，历来就有聚集人口。癸卯（1663年），“贺珍之子贺道宁以数千家降。大宁、大昌皆为大清有”。贺部降清，没有经过大的交战减员，可推知，贺部投降时兵将加上家眷家丁、依附民众、制贩盐人口，遗存总人口应有2万人以上。

袁宗第、郝摇旗二部在清军的剿杀下减员较大。巫山战败后，“郝袁之万余众接踵归诚”，刘体纯等部占据巴东，刘体纯“始至，民皆避匿砦峒，体纯使人招致之，俾各就业，供租税……颇知爱民，故巴东人获留十一于千百者，体纯等力也”。郝、袁余部与刘体纯部于康熙二年年底为四川总督李国英部为主的清军剿灭，“并各投诚伪总、副、参、游、都、守、千、把等官共三百员，伪兵丁共三千五百二十八名，家口幼小共五千二百三十八名口……请诣安插”。又有近9千人降清，加上逃散的，刘袁郝三部武装遗存总人口也应当有2万余人。康熙三年二月，湖广总督张长庚疏报：“西山巨逆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等率众归诚。”此三部降清，人口损失应比刘袁郝三部要小一些，以每部原有兵丁万余人计，推知，即使不计算依附平民，三部降清时总人数也应不低于1.5万人。

康熙三年十月，施州一带的抗清武装王光兴部向湖广清军投降，王部占据这一带时间较长，也活动于峡江南岸地区，与清军的战事相对不多，人口损失应较小。“以伪永历下伪荆国公王光兴，自湖广施州卫，率领伪都督等官四百六十五员、兵七千余名、家属一万余人倾心投诚，授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赏赉有差。”合计其人口，总数也在2万左右。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年）春王光兴寇（彭水）郁山，把总张宏道与战，死之。守备张希春被俘”。郁山有盐场，聚集人口应较多，也成为觊觎之地。综上推知，王光兴部中应有来自峡江、彭黔一带的人口，这些人口中理应有相当部分在王部降清后返回故里，还可能带动一些人口前往。

李来亨在兴山县，“稍招居民与士卒杂处……屯耕山田，岁收麦粟草绵，供粮食衣履，亦私遣人市盐铁，荆西居民或与往来市贩”，应有不少依附人口。康熙三年“满汉官兵二十万围李来亨茅芦山”，为参与围剿的官兵运粮，饷夫也不可少，康熙元年（1602年），“楚蜀督臣请旨发秦豫楚蜀官兵十万，以秦楚提督分领会剿，饷夫二十万”。此役清军剿灭李来亨部，《荒书》载：“茆麓破，获数千人，皆杀之，惟留妇女散给营伍。”而《永历实录》卷一五《李来亨传》则云：“来亨部凡三万余人，来亨死，或死或逸去，就俘者百五十人而已。余众散入秦蜀山中，不知所终。”若依此说，则存留人口不少。

综上，夔东十三家虽被剿灭，但其遗民，按贺道宁部2万人，郝摇旗、袁宗第、刘体纯部2万人，王光兴部2万人，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三部1.5万人，不计李来亨等部，也共有人口7万-8万。对这些遗存人口安置，一是就地安插，如在大宁接受贺部投降时，川督李国英就“随令部选大宁县知县李云景赴彼受事，抚绥安辑”；对于兵丁，除已逃秦楚川的外，“其情愿归农者，俱于昌、宁、开、巫等县，就便安插”，安排在渝东北地区；“情愿入伍者，俱发督标重夔水师镇标，补额食粮，尽皆安置得所”。还有一种情况是安排回原籍，比如剿灭袁、郝二部时，“各峒寨隘口招出投诚伪总兵谭国泰、官头贾文选、生员吴廷对、民人金国光等男妇幼小共一千八百一十四名口”，就“查明籍贯，分别四川、湖广，交给各该地方官安插”。因此，投诚于四川清军的贺道宁、郝摇旗、袁宗第、刘体纯等部4万人中，应大部分被安置在今重庆地区范围内，或加入四川清军；投诚于湖广清军的王光兴、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等部，其中籍贯在今重庆地区的也应大多返回原籍。再加上李来亨等部降清人口中，一些人也可能被安置在重庆地区，则安置在重庆区域的受降人口总数应有4万人左右。一些随军而流散的秦豫楚蜀饷夫也可能就此定居于重庆地区。

关于战事中的义军逃逸人口，如前述，贺部投降后已有部分投诚兵丁，自行逃往秦楚川，未被追究，而在剿灭夔东十三家战事中打散逃逸的人口，应易隐匿义军身份，定居于时人少地多、清廷官吏正在竭力招徕人口的重庆地区。顺治九年（1652年），礼科给事中刘余谟奏言：“臣思湖南、四川、两广初定，地方荒土极多，伏祈敕谕统兵诸将及地方官，凡遇降寇流民，择其强壮者为兵，其余老弱悉令屯田。湖南、川、广驻防官兵，亦择其强壮者讲武，其余老弱给与荒弃空地耕种，但不许侵占有主熟田。”对降寇流民的安置政策比较宽松。清军对战争中俘获的人口，一是处决，一是赏给有功人员，一是送回原籍，如巫山守城战中，被清军俘获的人口：“擒获活贼向启等一百一十九名，随即审明正法；得获妇女、小子、马匹、驴、骡，给赏有功人员”；对于逃出的原湖广被掳官、将、兵及民夫，则“审取口供”，验明身份后，“送回湖广”。因此，俘获人口中会有部分存活下来，一些人口会定居在重庆地区。

另外，清初重夔为军事重地，军事人口也不少。清吴三桂部南下遵义时，“预揣蜀之重庆府水陆交冲，请以副将程廷俊为重夔总兵，设水陆官兵五千”，“以永宁总兵严自明全镇兵马留重庆，与新设重夔总兵程廷俊合防，固根本，调陕西炮火裕城守”。以一镇总兵官兵5千人计，时防守渝城的官兵应不止1万人。川督李国英驻节渝城后，官兵人口还应增加。康熙三年，夔东战事结束，康熙四年川督李国英疏言：“全川底定，裁留通省兵四万五千名，以马二、步一，战守各半定额。”“从之。”裁撤清军应多就地安置于地广人稀的巴蜀地区，包括川督李国英驻节的重庆及周边。“平西之后三年，总督李国英亦卒于重庆”。康熙初年，重庆地区驻扎的清军有： 总督督标中左右三营，重夔镇标中左右三营，水师镇镇标中左右三营、重庆城守及左右营、昌宁营、黔彭营、巫山营、合州营等。再考虑驻扎官兵的家口家丁，康熙三年时，重庆地区的军事人口应不少于2万。

六、结论

综上所述，至清军剿灭“夔东十三家”的康熙三年，重庆地区遗存人口至少有渝南、三谭部、彭黔、石酉秀土司、夔东等几个部分，这些人口主要依附于明末清初区域内的几大武装集团或土司，最后被归入清朝治下。夔东战事结束后，在重庆地区受降安置、逃逸定居、俘获余生的人口总数应不低于4.5万人；涪州、忠州、夔万一带的三谭部众以3万人计；彭水、黔江一带以不低于1.5万人计，石砫土司应不低于7万人，于石砫避难的人口取1万计，酉阳土司及其周边几个小土司以10万人口基础的背景，取不低于5万人计，重庆府南部地区巴县、江津、綦江、南川一带的人口取3万人口计，驻扎的军民人口以不低于2万记，则重庆地区康熙三年的人口总数应不低于27万人。这是经历明末清初战乱、社会动荡后，重庆地区人口数量的最低值。而周边地区当还有不少从重庆出逃的避难人口，特别是遵义一带，估计来自重庆地区的避难人口不下10万。其后的三藩之乱，重庆地区战事的规模、强度较小，持续时间也不太长，仅清军在渝东北地区击败谭弘之战较大，其他众多城池多以守城吴军出城迎降告终，厌战者居多，战争的破坏程度已远不及此前。再考虑到陆续有逃难之民从流寓地返回，以及新移民到来，重庆地区人口总量不会再降至27万以下。

原标题：历史人口地理个案研究：明清之际重庆地区人口数量下限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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