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角沱嘉陵江大桥今天迎50岁生日 揭秘大桥前世今生
作为承载了重庆历史和记忆的传奇之桥,牛角沱嘉陵江大桥今天迎来它的50岁生日。
从它“诞生”至今,两江合抱的重庆主城已有跨江大桥29座。 如今,重庆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桥都”。
特约摄影 苏思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旧貌。
记者 谢智强 翻拍
1967年
2009年 观音桥商圈不同年代的遥感影像。 (市地理信息中心提供)
图为1967年、2009年观音桥商圈的遥感影像。 (图片由市地理信息中心提供)
揭秘
奠基17年 大桥才开工
在嘉陵江上建一座大桥,是重庆人做了很久的一个梦。
《重庆市市政环卫建设志》记载,江北地区历来是重庆与四川东北部、陕西联系的通道。1921年,杨森在建江北码头道路时,曾打算在嘉陵江上建钢桥;1929年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市政当局也多次做过这样的打算。
“抗战时的江北,人口已经发展到10万人左右,江北城、溉澜溪、相国寺沿江一线已有中、小厂家140余家。每天有大量人、财、物需要过江,嘉陵江成了阻碍城市发展的天堑,修建桥梁有了紧迫意义。”市桥梁协会秘书长田世清介绍。
1946年,重庆市制定《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随后,中国近代桥梁工程大师茅以升受市政府委托,完成了两江大桥初步设计。其中,长江大桥选址东水门大码头至下龙浩,全长982米;嘉陵江大桥选址曾家岩与陈家馆(现春森彼岸附近)之间,全长500米。
由于经费缺乏,两座大桥一直未能按计划开工。1948年,时任市长杨森认为,同时兴建两江大桥人力物力均不允许,决定先建投资较小的嘉陵江大桥。1949年1月16日,重庆士绅在沧白路沧白堂为嘉陵江大桥举行了奠基典礼,仪式由杨森主持。
此时的嘉陵江大桥设计已进行了一些微调——计划从沧白路修到江北水府宫,全长460米。
解放后,新重庆发展日新月异,原有的“母城”市中区(现渝中区)显得非常狭小,城市急需向外扩展。此时的江北地区发展迅速,大批工厂拔地而起,修桥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时任市城建局测量队队员、后成为市城建局局长的林君宴回忆,当时重庆没有搞特大桥勘探、设计的专业人员,国家铁道部大桥局专家来渝为重庆选择建桥地点。专家经过仔细勘测,选择了两个适合建桥的位置,即牛角沱嘉陵江大桥、高家花园嘉陵江大桥。
市政府决定上马前者——连通的是市中区和江北区,花费资金也较少。
1958年12月,牛角沱嘉陵江大桥正式动工。该桥起于上清寺牛角沱,终于江北董家溪,总长600.56米、宽21.5米。
小平要过桥 工人搭木板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好不容易开建,接下来的事更是一波三折。
“重庆以前根本没有建过这么大的桥梁。”林君宴透露,牛角沱嘉陵江大桥由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武汉设计处设计。当时,在重庆修小南海铁路桥的铁道部大桥局派人前来支援,重庆主动提出,铁道部专家任正职,重庆方面的人都任副职。
虽然各方建桥热情高涨,但开工不久,考验接踵而至——
先是3年困难时期。“全国性粮食短缺,人们连饭都吃不饱,不断有人死亡,哪有精力和资金去建桥?!”林君宴感叹。
接着是中苏蜜月“拉爆”。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其中多名是牛角沱嘉陵江大桥的建设专家。大桥被迫停工,江面上只留下几个桥墩。
再度复工,已是1964年初。
那时,牛角沱嘉陵江大桥的建设环境非常艰苦:没有重型吊装设备,就用土办法,用千斤顶顶;没有大型浮船,就用小船拼凑;没现代化机具,就用人工操作;建桥用的水泥、钢材极度匮乏,“把水泥当金子,论斤用。”林君宴说。
现已58岁的周斌,父亲曾任市城建局工程预算师,参与了牛角沱嘉陵江大桥修建。年幼的他常随父亲到工地,目睹了当时的建设盛况——
大桥上清寺一端,原是一座山,为建引桥,人们硬生生在山上挖出一道凹槽;工地上,每天穿梭着上千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10万方土石,几个月就搬运一空。
对这座桥的建设,社会各方也极其关注,学校组织春游,经常选择到工地参观。
林君宴还透露了一个少为人知的细节:1965年11月,邓小平到重庆视察。他来的时候,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只有引桥修好了。得知邓小平要步行过桥,工人们连夜用木板在主桥上搭出了一条路。
建好已9年 方才亮名号
1966年1月20日,牛角沱嘉陵江大桥正式通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通车时人山人海,几万人从桥上通过。”市公交集团退休职工祁莹全说,大桥通车后,有了第一班市中区到江北区的公交线路——从上清寺出发,经嘉陵江大桥到红旗河沟转盘,然后再开到五里店,最后抵达江北嘴。因为坐车从华新街到上清寺仅一站,又刚好驶过牛角沱嘉陵江大桥,人们把坐这趟公交戏称为坐“过河车。”
祁莹全记得,通车当晚,他开着公交车,捎带着上夜班的同事,驶过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大桥上灯全开了,好美!”
此后,各方忙于“革命”,忘记了给大桥题写芳名。直到1975年,重庆博物馆首席书法家李德益先生应邀题名挂上去,这个出生9年的“黑娃儿”,才算正式上了“户”。
“为防止坏人破坏,桥上安排了军队驻守。直到上世纪80年代,驻军才撤出。”中铁大桥局退休干部池宏君说,那个年代,市民非常喜爱牛角沱嘉陵江大桥,有外地亲朋好友来,都会带他们到大桥上游玩、参观。
2009年,牛角沱嘉陵江大桥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桥梁上乱涂乱画等,将按《文物保护法》进行处罚;大桥要维修改动,也要经过文物部门批准。
今天,与主城许多新建大桥的华丽和时尚相比,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多了些沧桑和古朴。但它作为城市名片,仍不时出现在国内知名杂志或影片中。
巨变
重庆,依山而建,傍水而生。牛角沱嘉陵江大桥的通车,宛如一条空中纽带,不仅改变了渝中、江北两地的交通格局,也开启了城市发展的新时代。
实际上,主城每座桥的通车,都引发了城市巨变。城市框架拉大,道路设施完善,市民生活改善,城市品位提升……
行之变
“嘉陵江大桥没通车前,渝中区和江北城之间的往来全靠木船。”85岁的市公交集团退休职工祁莹全回忆,木船一次只能运送十来人,市民往返两岸要花大半天时间。
渡船出现后,一次可运送100多人渡江,速度也提高到了10多分钟一趟。不过,碰上雨雾天气,轮渡必须等到雾散才能起航,市民出行仍然受限。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的通车,使得江北和渝中区的往来变得风雨无阻。因条件限制,到上世纪80年代,重庆城区仍然只有两座大桥(另一座是石板坡长江大桥,现叫重庆长江大桥),市民上班、上学除了步行,只有乘坐公交车。因为车少、路少,人们戏称乘坐公交车是“几内亚”(挤、累、压)。
直辖后,城市建设提速,主城出现多座跨江大桥,各区之间的公交线路日益增多,出租车、私家车如雨后春笋出现,市民逐渐习惯了坐车穿越各区、过桥到达对岸,曾经人声鼎沸的轮渡码头冷清下来,频频穿越城市上空的缆车成了旅游线路。
2004年,轨道交通二号线一期工程试运行,主城迎来轨道交通时代。如今,跨越两江的轨道交通三号线、六号线都有轨道桥。主城交通从曾经的索道、缆车、轮渡和公交,变成了由桥梁、立交、轻轨等组成的新立体交通。
居之变
“宁要解放碑一张床,不要郊区一间房。”
在不少老重庆人心中,原来的城市中心是渝中半岛,到解放碑是“进城”。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廖元和说,1999年黄花园嘉陵江大桥通车,成为主城跨江大桥建设提速的起点,带动“城市向北”发展。在近年来的房交会上,北部新区的房价超过渝中区并不少见,江北、渝北、北部新区“三北”地区都是市民居家置业的热门选择。
事实上,桥梁在带来物流、资金流的同时,也为区域发展集聚了人气。
五里店原是城乡结合部,属于主城“死角”。黄花园大桥通车后,这里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热土。2000年,五黄路上皇冠、金科、天骄、海怡和欧式一条街等五大楼盘组成了五黄大联盟,并由此衍生出“五黄大社区”。
此后,因桥而生、因桥而火的楼盘不在少数。随着龙湖、金科、万科、保利等楼盘入驻,新牌坊、金开大道等地成为成熟的居民居住区。有关部门统计,北部新区的常住人口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递增。
商之变
在上个世纪,居住在江北、南岸的居民还是倾向于到渝中区“过江消费”。随着越来越多的大桥通车,曾是菜地和水库的南坪和观音桥等地脱胎换骨,形成了自己的商圈,解放碑商圈一极独大成为历史。
某知名商业连锁店负责人游先生透露,2000年前,主城能称得上商圈的,仅有解放碑一个。随着跨江桥梁的建设,仅仅几年时间,解放碑增添了4个新对手:观音桥、杨家坪、沙坪坝、南坪。
2003年,江北启动观音桥商圈建设;2005年,观音桥商圈形成,“拦截过江消费”口号正式提出,“矛头”直指解放碑。
2006年,观音桥商圈的社零总额为58亿元,只有解放碑商圈的50%;仅仅两年后,观音桥一跃升为主城商圈“老二”;2013年,观音桥商圈商品销售总额突破2000亿元,成为西部知名商圈。
城之变
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市城市规划范围还仅限于“以半岛为中心,沿江两岸60平方公里为本体”的狭小空间范围。
“嘉陵江牛角沱大桥修建,使观音桥和红旗河沟从水库和农田,变成人潮涌动的繁华市区。石板坡长江大桥(现为重庆长江大桥)带动南坪发展,李家沱长江大桥带动了九龙坡和巴南区发展。”原市城建局局长林君宴说,在重庆,每一座桥建成,就会带动一个区域发展。
桥梁实现了城区之间的互连互通,使得跨组团生活成为可能,城市因此不断长大。1983年,我市首个经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明确:核心面积102平方公里,范围为9区12县。
直辖后,随着跨江大桥建设不断提速,城市不仅由渝中半岛向北、向南延伸,还越过中梁山、铜锣山不断向西、向东扩展,形成了中部、北部、南部、西部和东部五大片区的城市发展格局。2008年,主城建成区面积已达443.6平方公里。
2010年内环外移,重庆开始了“1000万人口、1000平方公里”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新一轮城市扩张拉开帷幕。
随着城市发展,渝中区之外的城区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渝北区GDP为1115.38亿元;九龙坡区为910.82亿元;渝中区为868.72亿元。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廖雪梅 杨骏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