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官员称是高危行业 1/3工作用来应对调查

　　用席传亮自己的话说，他这11年多，都在专心替政府花钱。

　　“替政府花钱的，怎么样也比不过替政府赚钱的。”从采购中心副主任再到2007年担任一把手，席传亮感觉民众对于政府采购工作的认识，很不够。

　　席传亮20多岁时就做过国企厂长，经历过农干校、乡村教师的生涯。他笑说，如果一个人拯救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给工人发工资，人们会说，这个人好厉害。但如果这个人为政府节省了上亿元资金，反而会有很多人直接质疑，花钱的过程一定有腐败。

　　曾经曝出的天价采购，“两千元iTouch做优盘”“中石化天价吊灯”“中石化百万元买酒”等，都为政府采购这项带有神秘色彩的行为，赋予了可供遐想的空间。

　　“连曾经的一位副省长都和我开玩笑说，‘谁中标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席传亮无奈地说。

　　事实上，这条可松可紧的权力边界，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相关工作人员的自觉和敏感。席传亮很明白，在政府采购的“潜规则”变成“显规则”之时，工作人员是否懂得分权、放权，于公是保证公权力不被亵渎，于私，是避免自己面临巨大的诱惑，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他亲眼见证过权力的诱惑让人踏入深渊。他的上一任，上任两年便落马，因受贿罪判刑11年。“当时觉得他的工作状态有点不对劲，所有的审批权都在一个人的手里，不下放。”那时还是做副主任的席传亮暗自告诉自己，不要给自己和同事这样的机会。

　　席传亮显然对人性不够信任。他不仅不够相信自己的员工，也不够相信自己。他上任之后，废除了曾经一个人操作采购项目全程的模式，改为分段式管理操作法。各职能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从源头上杜绝商业贿赂。

　　因为，“一个人是说了不算的！要各个环节都通过才行”。

　　分段管理实施后，最先经历的反对不是来自招标单位的，反而是内部的。招标单位和企业也有不满。席传亮说，阻力来自于可能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链条。曾经“打通”的关系，现在一个人说话不作数了，寻租链条断了。

　　在这个高危的行业里，席传亮说，他三分之一的工作都用来应对各种各样的调查。因为触及到某些人的利益，各种“告状”从没停止过。

　　席传亮对告状和调查已经习以为常，因为在2009年，他受到了一次“洗礼”。

　　2009年4月20日，海南省监察厅执法监察室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海南省政府采购中心，宣读了《对席传亮的严重违纪问题予以立案》的决定书。

　　“我听后，一度晕眩，心如刀割，无比痛疾。”席传亮在9天后写给时任海南省纪委书记王为璐的亲笔信中这样说。

　　让审查部门和同事没有想到的是，被停职接受调查的席传亮，仍然每天坚持去办公室，和往常一样上下班。

　　“我是清清白白的，我不怕接受检验。他们爱怎样查就怎样查。”时隔6年，席传亮这样解释当时的行为。

　　调查中，席传亮的爱人被叫去问话。调查组还去了读初三的小女儿的学校，向老师询问了她的家庭情况。

　　2010年，为期一年的调查结束了。席传亮“清清白白”地重返省政府采购中心主任的工作岗位，信心十足。

　　“这次调查让我更有自信了。我对我的下属布置工作时非常有底气，同时我对组织也更有信心，组织不会错怪一个好人。”席传亮说。

　　其实，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他也后悔过，为什么不在之前有机会转岗的时候就离开采购中心，就不用受这个冤枉气了。

　　席传亮觉得，虽然只是个处级的省政府采购中心，但海南的做法，在全国的政府采购行业中都算领先的。

　　而他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将这个做法推广到全国，甚至没能力，在海南将他的做法形成长期制度。

　　1998年开始，我国许多推行政府采购试点的省(区市)先后建立了隶属于财政部门的政府采购中心，执行本级政府的统一采购任务。自2003年《政府采购法》实施以来，各级财政部门与各级政府采购中心逐渐脱离了隶属关系。

　　换句话说，各个省都正在且必须用自己的方法探索该省的政府采购办法。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采购份额逐年增加，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公司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席传亮介绍，海南省2014年的政府采购份额约为40亿元，经过政府采购中心的约为7亿元，其余30多亿元都是由100多家社会代理机构完成。

　　2003年元旦《政府采购法》的落地，使得社会中介机构、招标公司有资格参与采购。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尝试，初衷也是为了让市场在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能释放活力。

　　据席传亮的了解，目前，全国大大小小有几万家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公司，这支队伍每年还在不断壮大。

　　这是一直让席传亮忧心的事情。他说，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社会中介机构为了能承接更多采购项目，从中获取代理费用，会钻政府集中采购不健全的空子，与采购人建立寻租链条。

　　“政府采购，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没道理再从其中赚钱。”席传亮说，社会代理机构的行为本身，就是对采购事业这项公权力的颠覆。

　　“我在2010年就写过一篇几万字的论文《政府集中采购若干问题的思考》，曾把论文送给一些领导，估计有些领导看也不看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他说。

　　席传亮的论文写了35页A4纸，遍数政府采购的问题，他甚至得出最为悲观的认识：由于我国现行《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两部政府采购的法律，我国现行的政府统一采购制度形同虚设。

　　席传亮说，中国的《政府采购法》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法，但无论美国还是欧洲的主要国家，政府采购均没有下放给市场，而是作为一项公权力由政府控制，政府授权采购中心依法和市场打交道，而不是让各个职能机构自行与市场打交道。

　　在中国，席传亮看到的却是一些集中采购的异化。“有的社会中介机构为了满足采购人进行权力寻租的欲望，为了能够拿到高额的代理费用，将供应商滥竽充数的产品提供给政府部门，招标公司通常会在供应商与采购人之间不断地穿梭。”

　　“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每一个纳税人的利益。”席传亮说。

　　不光是社会代理机构，席传亮所在的政府采购中心，仍然会收取法律规定的业务费用，再上交给财政。这也是席传亮感到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政府采购中心要不以利益出发， 为政府采购找到合适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要与社会代理机构为同一块蛋糕竞争。

　　更何况，席传亮身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的主任，又身兼监督招投标项目的职责。

　　2014年6月，海南省成立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和海南省政府采购中心一起，由海南省政务中心管理，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席传亮则成为两个单位的一把手。

　　作为受监督的一部分，又去负责监督，席传亮曾提过对政府采购监督办法的改革方案和意见， 但尚未获得通过。

　　即使政府采购工作如履薄冰，但席传亮的个人爱好仍未放弃。

　　他花了8年时间，写完并出版了《三国领导艺术》，书加印了几次，发行数万册。著名文艺批评家谢冕为他写序。如今，他还计划出本关于《红楼梦》的书。

　　对于退休后的生活，他很期待。两个女儿可能已经成家立业，但席传亮并不期待做一个和蔼的外公。

　　他希望退休的日子被作曲、三国、钢琴、写作等占据。也许他还会重返老本行，开个工厂，做技术厂长。最重要的，他终于有时间学“有用的知识”了。

　　但眼下，席传亮最焦虑的，是希望立刻就有一套完整的政府采购方案，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又能在监督下合法办事。

　　“很难。”席传亮大段地说完自己的畅想后，补充道，“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一定有这么一天。但是，谁都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会来。”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