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丨父亲陈白尘在渝的抗战往事
《升官图》剧照。本栏图片均由重庆市话剧院供图
陈白尘。
一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一片白色恐怖，重庆的话剧舞台也陷入了沉寂之中。就在此时，一个名为中华剧艺社的民营剧团宣告成立了。周恩来的指示是：以话剧为突破口，继续坚持斗争。
四十年之后，阳翰笙亲笔给父亲陈白尘题写了一首七绝：“……记否张园文协内，共谋破敌到鸡鸣。”“张园”，指的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所在地张家花园，当时包括父亲在内的一批没有撤离的人员都借住在那里；“鸡鸣”，是实指，那天整整讨论了一个通宵，不仅深刻理解了周恩来与南方局的意图，而且初步确立了剧社的组建方案与班底人选。
然而，作为一个民营剧团——一个完全靠演出收入生存的剧团，其掌门人所必备的，不仅是临危不惧的胆量和处理事情的才干，更得具有保证全体人员不被“饿死”的本领。这其中的艰难又有谁知？这其中的辛酸又有谁晓？
不久，身无分文的中艺成员们，一个个因为贫穷而病倒了，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第一个去世的是前台主任沈硕甫，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倒在重庆的街头。一张破席子裹着他枯瘦如柴的身体，除了外面一套为了撑门面的西装外，里面的衣裤破烂得如同乞丐。他是中艺的无名英雄，为了剧本能够顺利演出，每天都要同各级官员打交道。就在五天前，父亲的《石达开》正式公演，当晚的戏票已经全部售出，观众也陆续进场了，但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准演证还是没有拿到手。沈硕甫竭尽全力在奔波，当他终于捧回了那张“派司”时，另一纸命令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了：第一幕第一场被完全砍去，其他的各场也都被删得面目全非。
中华剧艺社为沈硕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郭沫若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应云卫和父亲手执横幅紧随其后，应大白——应云卫年仅六岁的儿子手捧灵位充当孝子，孤苦伶仃的沈硕甫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重庆的戏剧工作者们几乎都参加了，沿途的许多团体亦搭起台子进行路祭。幡旗猎猎，队伍蜿蜒，成为全城性的一次大示威。
当晚父亲写下他的祭文，哭诉出他的悲愤：
七十二行，哪行不能发财？但我们都挑定了这穷困劳碌的行当……挑选了这种行当，安于这种行当，身受这种行当所特有的虐待，而又死而无怨，这不正是你我命中注定的悲剧么？……我们尽管被某些“正人君子”之流视同泥污，但你我不都有一颗纯洁的工作良心，为他们所缺少的么？
这是他的哭泣，更是他的不屈——父亲带着这样的坚韧和毅力，与应云卫等人一起，将中华剧艺社的大旗顽强地扛了下去。
《风雪夜归人》海报。
二
是的，中艺的成员们没有被吓倒，大家仍在坚毅地生活着，乐观地战斗着。耿震整日“纸上谈兵”，向人们宣传维他命的重要，为此获得了“维他命耿”的绰号；张逸生无钱补养，只得大吃一分钱一斤的西红柿，于是获得了“西红柿张”的美名；项堃与陈白尘的妻子先后染上肺结核，他俩便于清晨蹲守在菜场的肉案边与野狗争抢被剔光了肉的骨头；秦怡和熊辉无以抵御腹中的饥饿，便整日以唱歌为乐，她告诉大家的是：“在那些日子里，中艺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阵地，我们抗战的武器，我们的艺术理想！”
没有沮丧，没有动摇，中艺的旗帜始终在飘扬。那是1986年，我为父亲编写《年谱》。他阅读完全文之后没有说话，只是在1942年的这一栏中，补充了这样一段内容：“雾季临。同学某来访作说客，劝陈白尘另拜一‘老头子’，依靠国民党，陈怒斥之去。”——这种“小事”本可不必写在年谱里的，但是父亲偏偏要“耿耿于怀”，偏偏要“重墨书之”。
这就是中艺人的骨气，这就是中艺人的信仰。然而，贫穷带来疾病，疾病带来死亡，剧人中的丧事一桩连着一桩——应云卫不满周岁的幼女夭折了，中艺的成员彭波病故了，友团的杰出表演艺术家施超与江村亦先后客死在成都……
江村是国立剧专的学生，他的演技，尤其是他那特有的诗人的气质，征服了大后方的众多观众，成为戏剧舞台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尤其是他在《北京人》中扮演的曾文清，达到了艺术创作的至高境界，就连周恩来也不只一次地赞叹道：“演曾文清，没有人能超过江村！”
然而贫穷击倒了他。1944年5月23日，还差一个星期才满27岁的江村因患肺结核无钱医治，凄惨地离开了人世。是周围的朋友们为他料理的后事，是当地的一位记者赠与了一块墓地。
这位记者详细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他躺在太平间里，面孔蜡黄，胡髭满嘴，上齿微露，皮包骨头，如此境况，谁不难过落泪呢？……安葬的那天下着细雨，朋友们都冒雨前往医院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坟筑好后，顾而已掏出手枪向着风雨凄凄的天空连放了两枪，以示哀悼和抗议。”朋友们特地将他的脸朝向东方，愿他能够看到初升的太阳，愿他能够看到千里之外的故乡……
江村虽然不是中艺的成员，但他多次与中艺合作过。父亲含泪为他写下了祭文，题目叫《哭江村》：
肺结核需要的是良好的营养，良好的休息，你说在我们这“衣不求暖，食不求饱”的生活条件下，是可能的么？肺结核需要到高原地带和空气干燥的地方去休养，如今我们已经寸步难行，还能迁地疗养么？肺结核需要的是良好的心境，而我们终日生活在苦闷、流亡和呼吸窒息的天地中，又从哪儿来愉快的心境？
除了哭泣，父亲没有颓丧，他坚定地相信：
那剧运的路上布满着荆棘，我们是披荆斩棘以进；那路上出现过拦路的土匪流氓，我们则以生命与之斗争；……但是江村啊，那许多胆小的怯懦者却是会望而却步，我们的伙伴也必然会逐渐减少的。但辟路的人是死不完的！路，还是要走下去的！江村，亲爱的朋友，你的英灵将保佑我们吧！
什么是披荆斩棘？什么是宁死不屈？就在这一年的岁末，36岁的父亲完成了他的剧本《岁寒图》。他这样写道：“我知道冬夜还很长，我们还要艰苦耐心地度过。而在此时此地，号召耐寒的气节，为抗战作最后的支持，正是我们对于每一个抗战人民最高的也是最低的要求！”窗外风雪交加，窗内青灯孤影，他在聆听空谷中的回声，他在寻找人世间的知音。
剧中的黎竹荪大夫，是一个以人格力量震撼黑暗现实的人物，是一个“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父亲从心底里赞颂着他们：“这些无声的人物，才是真正伟大的英雄。是他们在维护着抗战，是他们为天地间留下点正气，是他们为这芸芸众生判明是非善恶，为今日立下了道德标准。没有他们，这抗战将无从继续；没有他们，这抗战更无法度过这严冬！”
无疑，这部剧作也正是父亲献给沈硕甫，献给江村，献给一切为抗战而牺牲的剧人们的诗篇。
《家》中瑞珏（张瑞芳饰）与觉新（金山饰）。
三
1945年5月，距离抗战胜利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没想到又一个噩耗传来：剧团的顶梁柱、著名导演贺孟斧因患恶性疟疾而不幸辞世！贺孟斧不仅是父亲亲如手足的至交，而且还为中艺导演了一系列的剧目：《愁城记》《忠王李秀成》《风雪夜归人》《家》《桃花扇》《北京人》……无一不成为千古佳作。
当时父亲和中艺的同人们都在成都，无法去重庆为老友送行。他们在三益公剧场设立了灵堂，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在当年的报纸上有这样的报道：“……应云卫在祭台边流泪。陈白尘一面用手帕揩眼泪，一面报告他的生平。台下人丛里，女的哭出声音来，哭声在静寂的会场里使到场的人更觉伤感。”
是的，他才35岁，正当壮志凌云之年华，他舍不得自己的事业，舍不得自己的舞台啊。父亲哭得泪人一般，他反复念叨的是：“我们不仅丧失了一个朋友，更是痛感倒下了一个战友！”他清楚贺孟斧的价值，清楚贺孟斧在话剧运动中的地位，当晚他提笔写下了他的第三篇祭文——《寄向不可知的世界》：
孟斧，你在艺术上的严肃不苟，你对于善恶的爱憎分明，使你在中国剧坛上成了中流砥柱。你去了，妖魔鬼怪自然又要猖獗起来。我即使没有能力独善其身，但艰苦自守的耐性还是有的；我即使不能打退这些妖魔鬼怪，但起码是不会和他们妥协的。我将永远地记着你，警惕着我的工作：将如你宁愿饿着肚皮，也不与那些败类合作，去导演某一类的戏一样，我将永远把握住我的笔，不逢迎观众，不逢迎剧团老板，一直到我和你一样地倒下去。……孟斧，你去吧，不能继承你的遗志与遗言的，不配作你的朋友！
这是父亲心中的话——永远把握住自己的笔，不逢迎剧团老板，一直到生命的结束。果然，仅仅五个月之后，他便拿出了自称为“怒书”的《升官图》。剧本的讽刺实在是太犀利了，剧本的揭露也实在是太深刻了——台上的所有角色不仅都带有“长”字的身份，而且在他们的身上汇集了官僚集团中的所有劣迹，以及彼此间的错综复杂的罪恶关系……
1946年春天，中华剧艺社冒着极大风险，与现代戏剧学会联手将《升官图》搬上了舞台，并以此作为他们在四川的最后一场战斗。当时由于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召开，公开禁演是不可能的，于是特务们便无休止地进行破坏和骚扰——不是向剧场屋顶扔砖头，就是在剧场门外泼大粪，再或是对舞台上偷偷断电，在票房外公开大小便……
为了保护演员们的安全，社长应云卫亲自把守在后台的偏门旁，以备情况紧急，立即撤退。为了保证舞台上的演出能够正常进行，剧组特地购置了一台发电机，由舞台监督专司其职。父亲在报纸上这样写道：“我知道《升官图》这剧本将要刺痛某一小部分人，但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谁要否认它，那是讳疾忌医；谁要承认它的真实，谁才有勇气去改进它。”他相信他的老友贺孟斧一定会听见的，一定会看见的，也一定会为《升官图》的演出而欣慰的。
中华剧艺社是不朽的，抗战中坚守岗位的剧人们是不朽的。是他们在那最黑暗的日子里前仆后继，将重庆的话剧舞台搞得如火如荼，将大后方的戏剧运动推向空前未有的高潮，并以此成就了中国话剧运动的黄金时代。
“有一种财富叫精神。”这种精神，便是来自于这些日军炮火下的中国剧人。
“即便倒下了，我也向着敌人！”这是江村留下的诗句，也是所有战斗在抗战舞台上的先辈们的誓言。
（作者系我国著名戏剧家陈白尘先生长女）
原标题：父亲陈白尘在渝的抗战往事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