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 | 梁漱溟大弟子王平叔：参加北伐，创办勉仁，终于来凤
王平叔外孙李炼（右）在璧山来凤驿西寿寺勉仁中学旧址与村民徐尚荣合影。
1940年春，王平叔为创办勉仁中学事宜写给梁漱溟的书信。
1926年北伐期间，王平叔（左）与梁门师兄黄艮庸合影。
近日，西南师大出版社推出李炼、王治森、王家伟编注的《王平叔致梁漱溟的28封信》，这些写于1922-1940年间已经泛黄的旧式书信，让一位重庆先贤王平叔的形像浮出水面，中国近代史上一些大人物如张澜、陈铭枢，白崇禧等，都和他有过交集。
出生于巴县姜家场的王平叔，属于一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最早的贴身大弟子，参加过北伐，也是川渝五四运动和乡村教育的先驱人物，曾创办来凤勉仁中学，1940年42岁时病逝。
通过书信文本和王平叔子弟、师友的回忆，我们得以还原这位“知行合一”的重庆大儒和一代乡贤的文化形象，填补重庆城市文化史的一段空白。
北伐
1924年暑期到1925年暑期，梁漱溟、王平叔师友团队的山东曹州办学“一年之局”终归失败，原因之一是军阀混战。但当时有些兵，也在借重秀才之“才”，比如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李济深和国民革命军第11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就在拉拢梁漱溟师友团队。
梁漱溟先生在《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一文中曾回忆：其时陈铭枢等人多次来信劝他和熊十力南下“共事革命，勿闭户讲学”， 1925年年尾，他就推平叔、艮庸、名鸿三大弟子“偕同去广州，旋即随陈真如（铭枢）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役。”
王平叔外孙李炼说：“陈铭枢还有一个佛教名字叫‘真如’，他跟梁漱溟有佛缘，都是居士。我外公当他的秘书，一到广州就参加正在酝酿的北伐战争。”
现存王平叔致恩师的通信，已无他们由京至粤的内容，但有“由粤入湘由湘返粤之五十日”路途见闻，到广州后，他又随陈铭枢团队赴长沙去争取湖南军阀唐生智加入北伐。“此次旅行亦颇尝着行军风味（有一连人随行）。入湘中时自韶关至耒阳之九天（二月初二至初十），几无日不雨。骑马雨淋，坐轿（轿虽有顶，固不中用也）雨淋，上山时下马下轿步行雨淋。自乐昌至郴州，彻则坐无顶光轿一乘（人皆有顶而我独无）。大雨倾盆，壁立直往，于是身无不湿之肤矣。”陈铭枢还是怕把梁门高徒淋坏了，“命一护兵买草编蓑衣轿，直到郴州。记得入郴州城时，我坐在蓑衣轿中昂然不动，还引得沿街人哄然大笑也。”
品人
赴湘团队为了搞定唐生智入伙，阵容豪华——有桂系军阀两大巨头：“小诸葛”白崇禧和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留桂军军长黄绍雄，还有蒋介石幕僚刘文岛，他是搞定唐生智的关键人物。刘后来任唐生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党代表兼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授中将军衔，后曾任第一任汉口特别市市长兼湖北省民政厅厅长。
北伐一役，梁门高徒，虽在军旅，仍保持了臧否人物、纵论天下的狂生脾气。王平叔在信中对恩师品评同行人物：“刘文岛不能说不是聪明人，然而颇见无聊。其不好处吾侪真不欲置一评语也。”对他们投靠的军中老大陈铭枢，他也没放过：“旅行十二日途中，与真如闲谈，彼对余三人颇为真挚，亦无客气。惟切望余等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语语不离宗。余等亦将己见说出，彼亦无甚相左。体察粤局情况，或不免要下井救人，现尚在井口徘徊，未尝许之耳。真如本来是性直热肠人，不事修饰，惟态度近不免有矜喜之色，实前途一大危机。”
李炼说：“用我外公自己的话说，此行‘趣味不能不说是有趣味，而糟杂则亦不能不说是不糟杂’。”
找钱
王平叔从军之后，有一项重要的业务，就是为梁门师友团拉赞助，所以信中多处有筹款谈钱的内容，金主就是陈铭枢。陈肯出钱，虽然更多还是看在梁漱溟的面子，但具体催款、经办的工作，大都由王平叔承担。
梁门师友团两个大掌柜梁漱溟和熊十力，都是书呆子。有一次王平叔从陈铭枢那里好不容易把一笔款子筹到给两位爷寄去，熊十力可能觉得多了，遭吓到了，又给陈寄还一百元。所以逼得王平叔写信给恩师们上了一课，教他们要心安理得痛花赞助款：“彻（王平叔）等今后既决心与真如（陈铭枢）同共患难，则彼以知吾师友困苦之故而相助，彻以为竟坦然受之可也。真如除月薪之外，尚定有办公费若干，彼云不足为累（与真师信语），盖是实情。不过个人用度，或须撙节，不甚宽裕耳。真师（熊十力）前寄还之百元……真如嫌师过于琐屑，故不覆信。”
王平叔给恩师筹款的信件中，还给一个梁门大计划泼了冷水。原来梁门师父早有南下办学之意，派徒儿从军也是前去打个前站，踩个水深水浅。但已走出书斋、投笔从戎的徒儿，已见过大世面，对前景一片悲壮情怀：“彻意广东政府此次北伐之结果，无论是好是坏，都必然有一番变化发见出来，届时吾等方议南来不南来之问题不迟也。”“最近之一年半载，苟尚能勉强设法居住，不必随大众转徙流动，则仍以暂住北方为宜。用度一层师尽可放心不问。”
师友
投笔从戎，其实还是以笔为枪。作为军中秘书，王平叔为陈铭枢、白崇禧所拟《谢湘中民众电》，虽然其自谦“原是不称意之作（一则因代人立言，非自己意；一则因文气甚平庸也）”，但陈铭枢“颇赞许”，他特别在信中抄录给恩师一阅，也算是交了一份从军作业：“……湘省民众夙富革命精神，往事具在……我国民政府所期望于夙富革命精神之湘省民众，其诚切之意……唐省长忠诚刚果，可期为我革命事业上之中坚人物……北望衡湘，不禁神驰。敬祝我湘中民众努力革命万岁。国民政府使湘代表 陈铭枢 白崇禧 同叩”。多年后，晚年梁漱溟在信末用毛笔注曰：“陈白代表广东当局入湘接洽唐生智。此电文为王平叔代笔之作。平叔此文，把湘人湘情捧得十分舒服，政治正确，功能鲜明；例行公文，又暗含文彩”。
身在军中，午夜梦回，书生本色的王平叔最思念的，还是梁门师友团的团契生活。
他在致恩师的信中，抒发了他在心理上对师友团的感恩之情：“自七岁以来至于今日盖已二十三年不得承吾父母之欢、兄弟之爱。呜呼，痛矣！凄怆之感无时去怀。此次由湘返粤，坪石至韶关，共艮庸、名鸿三人坐一小舟，夜泊一孤墟，满江黑压，万籁无声，风雨凄凄，游子天涯，顿忆儿时以来，一派飘浮凄怆之景，遂历历为名、艮诉之。辛酸拥鼻，泪涔涔下。”
平叔致恩师的信中，最感人的，还是他继续保持了梁门师徒那种“一日三省吾身”的儒家自黑传统，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自己和恩师都毫不留情但又情怀逼人。先是自黑到底：“思想不踏实，好游于玄虚……。一向乖张，时时令吾师隐痛在心……器量狭小、文过喜誉，惟彻务空不实之病，其来源盖甚深远，匪一朝一夕之故。一则天资使然，一则彻少遭人伦之变，凄怆之感无时去怀。好发为空疏高远之论，以抒泻其一时之所领受。恒有过重过轻之弊，文学气味特多也……固亟望两师时时教督之也。”
自黑之后，平叔开始黑师，主要针对熊十力先生，火力全开。先是不看好先生的写作计划：“真师（熊十力）竟有作关于时事书两部之意。师固无工夫为此，而彻也实不甚赞同师为此也。救时之论与垂远之言殊科……若二者之把握不如彻之所期望，则所立论固仍只是垂远之言，于救时无与也。”
接下来，出门才几天一见大世面的徒儿，就看不惯书斋中的先生们对天下大事的指手划脚了：“真师（熊十力）与真如（陈铭枢）一切信，彼一向态度于师勉砺个人者尚肯虚心领受，而凡关于时局政治上之说话，则漠然不注意耳。彻亦望师以后关于彼个人方面无妨慎重多说；关于时局方面，则以少说为宜。不然则彼于师感得隔膜之时太多，恐并昔之虚心领受者而一齐忽略之耳。”
李炼说：“梁先生的威望和熊十力先生的自负与暴躁脾气是出了名的，而在其学生辈中，能像我外公这样直言不讳的，恐怕没得几个。也可能我外公当了几天兵，胆子就大起来了。我外公随军北伐，参加了汀泗桥、贺胜桥等重大战役，这个经历使他从书斋走向社会，完成了两大转变：从一介书生转变成有见识、有担当的觉悟者，从独善其身的自学者转变到兼善天下的教育者。”
来凤
李炼跟我说上面这段话时，我们正站在重庆璧山县来凤镇其外公当年创办的勉仁中学旧址上。一座名叫西寿寺的古庙，破屋烂瓦，荒草萋萋。当年书声琅琅，而今鸡鸣犬吠。由著名诗人、前璧山县文管所长赵兴中引路，才找到这里。
西寿寺位于老成渝公路（1933年通车）来凤驿镇西约2公里的右侧（约500米），修建年代不详。遍寻当地父老，他们回忆中言及的香火甚旺、高屋深院的大庙子和双手合抱的桂花树等景观，已荡然无存。
当地年纪最大的村民徐尚荣1943年出生，王平叔1940年在这里创办勉仁中学时，他才3岁。他带我们看了原庙唯一保存的原始建筑，看上去就是一间普通的小青瓦竹骨泥墙木门窗民居，可能是当年的接引殿。徐爷爷称他出生时庙里已无菩萨：“听老人讲，抗战的时候，这里住过一些下江人，他们推倒了庙子头的菩萨，结果下江人的儿子就死了，还埋在庙子后面。”
李炼顿时动容：“外公他们当时为了办学，确实推倒了庙子头的菩萨，据我小舅舅回忆，他小时候听妈妈说，我外公他们把菩萨推倒作为教室，当地老百姓很迷信，看见他们推倒菩萨都说要遭报应，但外公他们毫不在乎。还不到开学，外公就累到了，在这里生病去世。”
北伐以后，平叔解甲，回归梁门，投身教育。梁漱溟在广东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当校长，他任教员，后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私人秘书。1930年在广州中法韬美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与护士陈慧卿相识。1931年又随师父赴山东邹平参与乡村建设活动，与陈慧卿在邹平结婚。
1933年回重庆，在四川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原南泉乡村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创建南泉乡村建设实验区，任区长。1934年中央通讯社名记陈友琴参加川康考察团，途经重庆，有一篇《南温泉访王平叔先生》在上海《民报》刊发：“行四十五里到南温泉，四山青翠，小镇临溪。屋舍俨然，居处恬适……次日上午参观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王平叔，为邹平县梁漱溟之弟子。”
1935年到1939年，他先后任四川乡村建设学院（1936年更名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1949年后并入西南师范学院）人生哲学导师、巴县私立图书馆馆长、泸县川南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师、南充民众教育馆教员并兼任省立南充中学国文教师。
勉仁
李炼说：“1940年年初，我外公接到一生最后一个项目，参与筹办勉仁中学，该校由梁漱溟任董事长，他作为办学发起人之一，起草了《办学意见述略》，由梁漱溟定稿后公布。夏天，学校即将开学之际，外公因病逝世，42岁就走了。”
梁漱溟长子梁培宽1939年夏小学毕业考入四川省立南充中学后，曾见过在此教高中国文的平叔先生，后来，他见证了父亲和平叔弟子最后的时光：“1940年夏，我转去了璧山县，平叔先生也不在南充教书了。就在这个暑期，我们兄弟二人，随先父去江津白沙镇，在镇北数里的聚奎中学附近，租赁了几间草顶泥墙的民居，在那里度暑假。一天来一急电，说平叔先生病危，表示希望再见老师一面。先父即放下手头写作的事，匆匆赶往璧山县来凤驿。后来听说，待先父赶到时，平叔先生最后的一个遗愿终未得实现——他已早一天故去了。”
王平叔幺儿王治森，是享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父亲去世时，他只有4岁，在巴县姜家场老家。他说：“母亲说父亲临终前高烧不退，昏迷中常叫喊：‘你们这些菩萨真的那么凶吗？我不怕你们！走开！……’醒来时常常怒目而视。父亲的遗体是雇佣几个乡下人抬回姜家场的，从来凤驿到姜家场将近百公里路程，翻山越岭，全靠步行。上世纪40年代勉仁中学还在校园的坡地上为父亲立了一块碑。”
对于高徒的英年早逝，晚年梁漱溟曾撰文称：“平叔之故亦只四十二三岁而已。平叔在吾侪朋友中最具有主动力，恒能主动帮助人，无论同辈后辈莫不身受其益。回忆我所得朋友的帮助，屈指而计，必首推平叔也。”
王平叔身体不好，在给恩师的信中，“病两日，吐泻颇剧”、“日来病中”、“病中之作”等语，一直伴随着他的雄心壮志和忧国忧民。
梁师父比徒儿大5岁，平叔此去，大有孔子当年天丧颜回之痛。梁师父再也收不到抬头写着“漱师座右”“漱师座前”“漱师左右”“漱师尊前”、最后署名“生维彻拜白”、“生维彻上”的徒儿来信了。所以梁漱溟先生后来虽然历经劫难，还是把这些徒儿来信收藏了一辈子，直到53年后95岁去世。
文/图片翻拍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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