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成渝铁路，两千多抬工都是他招的
码头工人抬的就是重钢造的这种钢轨。
邵家彦、周有碧夫妇于1950年拍的照片。
今年87岁的邵家彦老爷子有两大特征：一是声音洪亮，二是身板硬朗。1957年，他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他本来是重庆钢铁厂保送的调干生，被打成右派后，重钢回不成，被发配到贵州桐仁汞矿。1988年60岁退休后才回到重庆。
说到“北”这种字时，邵家彦重庆口音深处的武汉印迹就露了出来。出身于汉阳兵工厂的军工世家，抗战时跟着父亲邵松林随厂一路逃到重庆，1950年代又在重钢从事招工。他的故事证明：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刘邓首长和重钢史称“丰功伟绩”，但军功章里，也有朝天门抬工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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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报道
1938年邵家彦10岁，从这一年6月到10月，国民党陈诚、李宗仁将军和日军冈村宁次师团长对垒的武汉保卫战，把武汉变成了战场。日本飞机狂轰乱炸，邵家彦说：“我妈抱着我，在月湖边躲飞机。当时不敢在家里，怕房子炸了，被房子压死。但外面没防空洞，也不安全。我妈的背上，被弹片划了一个口子；我的头上，也伤了一条，这是日本鬼子欠我们的血债。”
邵家彦低头指指头顶右侧的伤痕，在稀疏的白发下面依稀可见。他拿出两本老版的《李宗仁回忆录》说：“到8月陈诚他们就有败相了，10月25号，中国军队撤出武汉。兵工厂8月就必须跑了，爸爸他们的汉阳火药厂是汉阳兵工厂的二级厂，奉命内迁。家也不要了，厂里的炉子都还是烫的，也不要了，只要鼓风机里面的电动机，是西门子的。我爸就押着这个电动机，10多个千瓦，两人能抬走，厂里派普工送我和姐姐。”
一路千山万水，颠沛流离。“从武汉到重庆，我们总共走了一年多，爸爸他们厂最后落在望江厂对面的南岸鸡冠石，就是第二兵工厂。”
南京的金陵兵工厂和武汉的汉阳兵工厂1938年都搬到重庆，金陵兵工厂合并了汉阳兵工厂的步枪厂后改名为21兵工厂（即后来的长安厂），后又把枪厂交还给第一兵工厂（即后来的建设厂）。所以在重庆的兵工厂中，如果要问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汉阳造”血统哪家最纯？还数建设厂。
无论在国民党的21兵工厂还是在共产党的长安厂，邵家彦的父亲邵松林都吃得开。在21兵工厂，他是最高级特一级技工；在长安厂，他又是最高的8级铸工，还是全国兵工行业劳模、市劳模，几任市委书记任白戈、鲁大东都接见过他。他的绝活在于做手榴弹的外壳。
邵家彦说：“化学元素里面是没有钢的，在铁里面加进2%以下的碳，就成了钢。对一般的钢铁来说，磷、硫的含量是有害杂质，会使钢的脆性较大，所以越少越好，但做炮弹和手榴弹的弹壳就不一样了，故意加进适量的磷、硫，投出去弹壳才能脆成很多块，杀伤力才大。”
做一个现在双立人之类的锅具，对父亲也是小菜一碟。“在汉阳，他曾用德国进口的锅材，做了一口煨锅，很好用。”1956年从长安厂退休后，落叶归根，这位1923年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一代老军工，回到武汉汉阳兵工厂老厂区终老。
抬工
父亲的8级工是1952年中国工资改革学苏联后评定的。1950年进重钢厂做人事工作的邵家彦，对工资制度的流变如数家珍。当年他开出较高的工资，去朝天门为重钢也为成渝铁路招到了抬工。他说：“旧社会工人分6等6级，最高的是1等1级。最低是6等6级，1952年学苏联改成八级工资制后，一级工最低，1月30块钱，八级是104块。重钢在1951、52年有六七千职工，8级工只有十几个。一级工里面又分三个等级，学徒工、普工、一级工，我招的抬工，相当于普工。”
重钢在民国时叫29兵工厂，1949年后又叫101厂，1950年代，首单大业务就是修建504公里的成渝铁路。修铁路的钢轨，落在重钢头上，刘伯承、贺龙先后视察重钢。
因为当时没有吊车，所以必须用抬工。“我在厂里人事科主管招工、用工，那几年招的抬工达两千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朝天门的码头工人。我们招工考核的方法很简单，考场就设在朝天门码头的梯坡沙滩现场，来考的人两人一组抬一个50加仑的菜油或桐油桶，两人能平稳步行30步，安全到达就算劳力合格。”
来应考的搬运工各种年龄段的都有，但最大的一般不超过40岁。其中也有从前的地主、资本家和小把头。“来重钢光荣，码头工人哪里比得上产业工人呢！只要劳动力好，当时也不签合同，三个月试用期一过，只要你还行，就正式成为重钢的职工。”
邵家彦还把监考看成是一次民间艺术观赏。在回忆文章《朝天门与重钢》中他这样写道：“他们抬起一起步，就唱起好听的川江号子，唱起心情愉快，不觉得沉重。两人出右脚出左脚都是一致的，踩左踩右，都踩在号子的点子上。步履和谐，操作熟练，哼声合拍。高高抬起，轻轻放下，就地存放。使我有一种欣赏下里巴人式的文艺之感觉”。
招工的口号是：吃饭找钱大渡，国家建设我要干，修建铁路成渝线，也有我们血和汗。
“他们在码头干活，一天只有几毛钱，来重钢当抬工，算普工，每月固定工资30元，而每月每人的伙食费只要7块5，管吃好吃饱。每顿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回锅肉，青椒肉丝，隔天二、四、六吃大伙食，每顿有8个菜。”
这些抬工组成重钢的卸运股，像一支股票的名字，不是潜力股，而是劳力股，“至少有800人，40人为一个班，分成5组，8人抬一根钢轨，从轧钢成品平台抬到铁道平板车上车。解放初钢轨每米重38公斤，普通钢轨大多为25米，重950斤，加上抬具超过一千斤，八人的配合十分关键，既要劳力，还得具有巧力和智力。”
“抬了三五年后，一些表现好的，就转去干炼钢工和炼铁工这些技术工种。”
老伴
邵家彦为重钢招来抬工，也为自己招来了幸福。老伴周有碧说话慢悠悠，脸上笑眯眯的：“大王坐在白石头上，就是我那个‘碧’。我是重钢的化验技师，铁水烧开了，舀一瓢出来，冷却之后，在上边钻一点粉末下来，放在化学仪器里边化验里面的碳含量有好多。”老公被发配到贵州，她也离开重钢，跟着去。
邵家彦说：“我还记得是1952年3月3日，我们去招知识青年，当时有初中文凭就可以叫知识青年。我老伴就是那时被我招起来的。”周有碧马上笑着纠正他：“当时我怎么知道会当你的老伴呢？”
当时招工很简单，拿一张自己的照片，到镇上或街上打一个介绍信就来了。邵家彦说：“厂里发一个表给他们一填，一体检就行了。体检也不抽血也不照光什么的，全靠目测，主要看是不是瞎子歪嘴。”周有碧说：“还用木槌敲了一下我们的膝盖，看你的腿弹不弹，只要弹一下，就行了。”
当时老家周围有人在重钢做工，周有碧最先是从他们那里听到招工消息。“我会唱歌跳舞，来龙寺小学还想留我们教小孩，我说，我不干，我要去大工厂工作。之后遇到他在招工。不久，我就调到科室，他是工人股长，我是股员。”
老爷子1米75的个子，老太太1米6，当时在重钢无论哪里一站，都是一个玉树临风，相当般配。当老伴说到抗战往事时，周有碧在一边小声哼唱一首小时候的儿歌。我们叫她唱出来，她就唱：“咚咚锵，打东洋；咚咚锵，打东洋。一枪一枪对敌放，休想放走饿虎狼”。我们问她这首歌的名字，她说叫《打日本歌》，是她自己取的，原名搞忘了；问她当时是谁教的？她说：“是我读小学时解放军教的，一个当兵的。”邵家彦笑着纠正他：“你读小学那阵哪有解放军？是国民党的兵教的。”
图/邵家彦、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