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渝：我经历的中国资本市场23年

重庆晨报记者 李璐 报道

王世渝的人生绕不开德隆。

十一年前，坐在世纪大道德隆大厦B座306的办公室里，身为德隆集团友联金融产品总部总经理的王世渝曾感慨自己抵达了事业巅峰。

在德隆倏然倒塌之后，尽管之前的人生履历起伏跌宕，但王世渝仍坦承这是他人生最大的失落。曾经沧海，王世渝随后以投资银行家身份行走资本江湖，目前提出“全球并购，中国整合”概念，并筹建平行并购基金。

编者按：

2014年12月，《渝商》周刊受邀到上海参加全国重庆商会会长会议和渝商陆家嘴资本论坛。

继专访了常春藤资本创始合伙人夏朝阳后，本期我们来听听中国资本市场第一代参与者王世渝的故事。

因为德隆系，王世渝成为中国知名的资本大腕，但这只是其职业生涯的一个切片。从上世纪80年代初努力吸收改革思潮，到90年代南下海南，再到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野蛮生长，从德隆系到德隆之后的“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王世渝的人生轨迹与中国改革、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是完全同步的。

离2015年新年还有12天的时候，记者在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的香格里拉酒店见到了王世渝。

和六年前那本《曾经德隆》封面上的样子比起来，今年57岁的王世渝看上去没什么变化。自23年前离开重庆前往海南淘金，王世渝在一种毫无准备的状态下闯入资本市场的大门，不但成为早期资本市场参与者，还与冯仑、王巍、尉文渊等资本玩家有过交集，当然，还有传奇人物唐万新。

说到严格按新疆作息时间上班的唐万新，王世渝把身体转过来，从酒店落地窗看出去——他和唐万新的第一次见面就在附近一栋大楼里。实际上，王世渝一直把“体验”作为自己信奉的人生哲学，他在德隆体验到了事业巅峰的快乐，也体验到了德隆倏然坍塌后的无奈。

而如果回过头来复盘王世渝的人生之路，会发现他把“体验”做到了极致。

重庆·人生初体验

从工人到老师

在王世渝的多本著作里，他都提到自己长于重庆李家沱。而实际上他出生于渝中区的下曾家岩71号，在这里他经历了3岁丧母的痛苦，并且在11岁时失去了抚育他的奶奶。

家里的种种变故，使得王世渝只有搬到父亲上班的工厂。就是在李家沱的这个工厂家属院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高中毕业后，20岁的王世渝考上了巴南道角的重庆机械技工学校，分到了车工第59班，学习了两年的车工技术。这种半工半读加上和产业工人朝夕相处的环境，在他今天看来，成为影响他形成产业概念的基础。

王世渝22岁时毕业，被分配到重庆起重机厂当工人。这个时候的政治风气主流是拨乱反正，工厂的生产工作刚刚恢复，王世渝成为一名两班倒的车工。在辛苦的工作之余，爱学习的他仍坚持读书，文艺青年的形象很快在厂里树立起来。

两年之后，全国工厂的青年职工被要求“双补”——补文化补技术。一时间厂里的教师资源奇缺，爱学习的王世渝被工厂教育科幸运挑中。24岁的王世渝成为厂里的语文老师，学生都比他年纪大，他深感自身学识浅薄，就在第二年考上电大的中文专业。直到1985年毕业，他回到工厂继续任教。

受上世纪80年代思潮影响

时值1980年代的西方思潮涌入，王世渝认为彼时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直到今天对自己仍影响颇深。王世渝至今还记得《走向未来》那一套丛书，他说当时的有志青年每天研究的是中国为什么落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

王世渝甚至把那个年代比喻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记得在解放碑买书的经历，当时每年只有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书店会出售一批新书，而且数量不多。很多年轻人在这两个假日天不亮就到解放碑排队，排到中午可能才轮得到自己买书。买的书里面包括大量的西方文学名著和一些社会经济题材著作。

王世渝还记得自己买过的书里面有一本叫《增长的极限》，他表示至今还有借鉴意义。如今的王世渝经历了20多年的投行经历，正在极力倡导全球并购，他认为如今其发现的五千年一遇之商机，包括这背后的商业逻辑与理念，和他的独特投行思维，都与这些书有关系。

从副区长到厂长

阅读和学习带来了更大的视野，也让王世渝有了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86年，29岁的王世渝利用假期去农村考察，选择的目的地是巫山。他在大山里被一种前所未见的贫穷与落后震撼，他的心中热血涌动，认为自己应该留下来做点事情。

回到工厂后，王世渝提笔给彼时的国务院总理和四川省省长写信，要求去巫山工作，希望让年轻人给农村带去一种冲击。时任四川省省长蒋民宽很快批示，称他“其志可嘉”。1987年7月，王世渝得到通知，收拾好行李来到巫山。

到巫山县委组织部报到后，王世渝被安排到其考察的官阳区任副区长。在这个海拔1200米的偏僻乡村，王世渝呆了整整两年。他把在这里的境遇看作自己人生体验里的第一段传奇，在山坡上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两次行走在生死边缘。到了第三年，县委组织部将王世渝调任巫山淀粉厂任厂长。这是个上世纪80年代初期投产的大型工厂，有几百号工人，年产淀粉1万吨，曾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淀粉生产企业。

王世渝说，那时的经历让他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了最深刻的感受。这是他带着主动的思考和实践获得的珍贵体验。文学青年王世渝说自己开始从书本之外了解这个国家。

海南·下海初体验

初到海南从杂工做起

1990年，完成体验的王世渝回到了工厂。因为之前的三年经历，他在重庆机械系统已经颇有名气，厂里安排他到云南昆明从事销售工作。

这一年从事机电产品推销，让文学青年王世渝更直接地闯入了商品经济大潮，同时开始对国企体制产生排斥。虽然1991年的中国报纸上还弥漫着“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但他依然决定下海。

和那个年代很多体制内下海的人们一样，王世渝几乎算是不辞而别——他搞到了一张病假条，揣着刚刚够路费的盘缠就登上了南下的列车。终点是海南岛，因为有一个先行的朋友透露其所在的海南顺丰公司有一个旅行社准备承包，但王世渝还是在广州就下了车，因为路费花光，不得不让朋友从海南来接他。

初到海南的王世渝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承包资格，老板让他先当三个月杂工。一腔抱负的他从接电话烧开水做起，开始了下海之旅。海南顺丰是一家民营出租车公司，有一次老板为拿牌照召集所有员工集思广益，王世渝抓住了这个机会，当所有人都还在沉默的时候，他从人群外围吼了一句“可以搞个文明礼貌服务月嘛”。这个体制内的经验得到了老板认同，他很快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做得风生水起，让公司成为当地媒体上的热点。

懵懂进入资本之门

在23年后，王世渝都不能完全说清，海南顺丰的老板范日旭为什么挑选他来搞股份制公司。

营销事件后，范日旭第一次把王世渝叫到了董事长办公室，颇神秘地交给他一本书，然后告诉他接下来一个月什么都不要做，把这本书看懂就行了。范老板特别提了一句，如果真的搞懂了，这可能会成为他一生的职业。他接过来一看，是《1990年深圳证券年报》。

王世渝打开后，发现里面的内容其实很单调，就是六家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和公司章程，包括深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企业。内容单调却很晦涩，好在王世渝自认为所学颇杂，还有政治经济学的底子，反反复复把整本书看得滚瓜烂熟。

看完书之后，范老板让王世渝去扩展人脉圈子，不断地请海南证券交易中心和体改办的人吃饭，提出海南顺丰要搞股份公司。对方听后很吃惊，表示海南要搞股份制也一定是国企先行，肯定没私营企业什么事。

碰了一鼻子灰，王世渝的股改路受挫，受一位朋友邀请去做了期货经纪部的总经理。

野蛮生长的股份制改造

很快迎来了邓小平南巡的1992年，海南依旧领风气之先，范老板很快获得了利好消息，找到王世渝并邀请他回去重新主持股份制改造工作。

当年5月，全国的股份制研讨会在海南召开。海南省拿出了20个参会名额，全是国企代表，没有入门券的王世渝想办法挤进去参加，被参会代表取笑，“因为他们都是未来有可能股改的，都问我这个私营企业代表来干吗。”

随后的事情证实了王世渝的担心。当时还没有公司法，所以会上讨论了股份制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规范意见，明文规定私人有限公司和自然人不得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王世渝又碰了钉子。

不过通过这次会议，王世渝系统地学习了股份制，认识了全中国未来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板，以及全国各地体改委系统的人士，自己也算半个专家了，后来用了一系列的办法，在当年年底，创办了海南顺丰股份有限公司。

突破文件限制的办法在今天看来也属于野蛮生长的一部分。王世渝现在回忆当初的这个“创举”也觉得惊心动魄，因为资产不够，私营企业海南顺丰先借其他公司的资产来评估。然后为了变更私营身份，想尽办法挂靠到海南一个开发区，把资产确认为国有。王世渝说，当初冯仑等人的操作模式也差不多，都是挂靠。

最后海南顺丰拿到了体改委的批文，当时同一批拿到批文的还有海航的陈峰。最后海南顺丰变成市值1.48亿元的非公开发行的公众公司。王说，像变戏法一样。

全国·玩家新体验

资本玩家行走江湖

股份公司带来的资本激增，让范老板和王世渝见识了资本的魔力，并决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因为公司没有办法公开发行，海南顺丰最后选择了法人股上市。王世渝开始了资本玩家之旅，到湖南、湖北、四川、东北等地寻求股改资源。

直到1995年底，范老板带着王世渝在资本玩家之路上已经走得很远，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运作，海南顺丰控股了3个半上市公司。厦门国泰、吉林轻工、北方五环均是上市公司，海南顺丰本来也可以公开发行，后来被有关部门叫停。

王世渝这时发现，资本运作其实是一门职业。1996年他离开了范老板，来到上海浦东，拿着一个旅游项目去找刚刚搬到这里的万通谈合作。王世渝碰到了时任南方证券副总裁的王巍，因为冯仑希望王巍帮着做投资银行，所以王巍又拉着王世渝一起到北京创办了万盟投资。

彼时的金融多元化，万通算顶级阵营，不仅投资了银行、保险、租赁公司，还控股了上市企业，也因为要创办投资银行，聚集了一大帮金融圈的牛人，包括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人保信托的刘锐等，甚至还找了刘永好。这一大批牛人各怀心思，加上筹备初期即被外媒披露，所以庞大的架构并未落地，最后只剩王巍和王世渝两人，王世渝成为首任总经理。

在万盟的三年，王世渝完成了不少经典案例，新希望、中体产业等公司上市都出自他的手。1999年王世渝出来自立门户，完成了曙光汽车、辽宁足球俱乐部等多家企业的改制。2000年，王世渝还和温元凯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投资银行EMBA。

中国正主导第六次并购浪潮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第一代参与者，王世渝认为自己二十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积累，已经可以给当下中国的产业升级找到一个新路径。

他的核心思维就是“全球并购、中国整合”。这个以中国为圆心、全球为半径的投资理论，希望在今年借助数个全球平行基金，用资本为中国和全球市场搭建桥梁。

德隆体验

亲历德隆变故

2000年初，德隆在上海注册了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这家十年间涉足了制造、流通、服务、金融和旅游等十几个行业的大鳄，在2001年与郎咸平的论战中被曝光于公众目光之下。

风波尚未停息，王世渝就接到了德隆的邀请。他后来知道，唐万新在那时决定全面进入金融领域。对于是否走入漩涡中心，王世渝曾经很纠结，不过人生的体验哲学帮他做出了选择，加上通过外围了解到唐万新的金融思想，他决定加入德隆。

王世渝的德隆第一站是德恒证券，他花了三个月时间设计了一套全新的投行模式。在过了两个月之后，他终于见到了唐万新。这个传奇人物从来不吃中午饭，因为严格遵照新疆作息时间，往往上午10点之后才会到办公室。这天中午两人谈了一个半小时，王世渝回忆，自己被唐万新的见解彻底征服，双方互为知音。

唐万新后来告诉王世渝，德隆的危机已过，准备进入金融混业，希望他来主事。他当时心里还有点发怵，金融混业在彼时的中国还是闻所未闻。不过很快在2002年元旦，他就被任命为友联战略管理中心总经理，这个后来被媒体多次披露的神秘部门是唐万新金融帝国中的最核心机构。王世渝说，唐万新对此非常重视，甚至亲自参与了初期员工的每一轮面试。

12年之后，王世渝坐在陆家嘴的酒店，还是能回忆起当时他和唐万新在此的交集。唐万新一般上午在德隆集团，下午就到友联。而王世渝则是上午在德恒证券，下午到友联的时候，往往可以在大厦门口碰到走路缓慢而艰难的唐万新。

2003年，中国第一个金融混业平台搭建成型，尽管聚集了德隆的精英，但很快就碰到寒冬。非典和一系列的变故，让德隆的开局异常艰难。唐万新为此失去了工作状态，王世渝独自支撑着这个金融混业平台，尽管在这期间参与了不少企业项目，不过到2004年德隆倏然倒塌时，刚刚运行了一个完整财年的友联也因此终结。

企业虽然终结，但全中国都在盯着德隆这批金融精英。王世渝回忆，德隆还没有开始清算时，他就接到了无数邀请电话，其中一个是来自于重庆的吴旭。自称经历了事业上最大失落的王世渝后来带着团队进入上海飞天，不过他承认，在德隆这种顶级企业待过之后，眼光变得无比挑剔，他只停留了半年就自己出来创业。创办的企业包括光彩49集团等，后来又成为“房地产信托基金”的积极倡导者。

2012年，王世渝参与了上市公司博盈投资并购奥地利斯太尔发动机，这是他关注多年海外并购后的首次实践，他认为这个里程碑式的并购案中，带来的是更广阔的机会。王世渝目前把他的手法称为“全球并购、中国整合”，希望通过全球资源帮助中国完成产业升级，同时让升级后的中国商品走向全球。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资本市场不久的王世渝即接触到一些全球资本大鳄，如JP摩根、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在后来进入德隆之后，唐万新关于全球资本市场的思考也深深影响了他。而2012年王世渝参与了上市公司博盈投资并购奥地利斯太尔发动机，这是他关注多年海外并购后的首次实践。

在这个里程碑式的全球并购案后，王世渝认为自己已经梳理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基础、商业模式和操作手法。他将其高度概括为“全球并购、中国整合”。

中国面临千年一遇的商机

“如果在历史长河里来看当下经济，会发现中国正面临千年一遇之商机。”王世渝如此笃定地说。他认为数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自南宋开始衰落，直到1978年才触底反弹。

王世渝把新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作为新轮回的开始，并将之看作是中国重新追赶西方文明的出发点。王世渝说，西方自1786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就一直领先于中国，这种数百年的差距，中国改革开放后用了30多年来追赶，虽然速度惊人，但离全面工业化尚有差距。

不过王世渝说，经济周期性有高峰也有低谷，西方经历了几轮工业革命之后，增速正在放缓，而中国则后劲十足。到了2015年，恰恰是中西方增长曲线的交汇处。这种历史性的交汇，会带来新一轮全球并购浪潮，这是千年一遇的商机。

“回首过去全球五次并购浪潮，都与中国无关，都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各种并购。”王世渝说，第六次并购浪潮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主导。

王世渝说，回溯金融的历史，18世纪是以法兰克福为中心，以欧洲为半径；19世纪是以伦敦为中心，全球为半径；20世纪是以华尔街为中心，全球为半径。他认为这个中心的产生，与彼时其所在国的国力匹配，那么现在全球金融中心东移，就应该是由中国来执掌21世纪经济牛耳。

“中国为中心，全球为半径”，王世渝以此作为其并购理念。

海外并购的三明治模式

但王世渝担心在把握千年商机的关键节点上，中国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中国毕竟只有30年的产业积累，而西方国家有300年的产业积累。”王世渝说，这种时间沉淀的差距带来了现实问题，一个30年的工业文明，要去收购一个300年的工业文明，“在商业逻辑上明显不成立。”

王世渝说，这也是为何目前为止，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西方企业，失败多于成功的原因。这也让许多希望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家感到困惑。

“我们为此开出的解决方案是，金融在前，产业在后。”王世渝解释说，产业文明比人家落后，就只能让金融资本走在队伍前面。因为金融资本只是资本，它没有文明的冲突，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也就不会引起被收购方的抵触。

王世渝把自己设计的路径称之为“三明治”。一层是中国的金融资本，用金融平台去发达国家包括欧洲、北美等，并购那些发达工业文明下被严重低估的企业。把这些先进的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公司和技术收购之后，再拿回中国，整合国内相对落后的产业。

王世渝认为这样的“三明治”模式有多个好处，首先是延长了发达国家工业文明的衰退周期。其次通过整合，能够完成中国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使中国企业能够跨越式地超越发达国家，完成自己的工业革命。另外，产业升级带来了消费升级，使得中国的工业产品能够走出去。目前中国外销商品都是低附加值产品，或者并非中国品牌，产业链和价值链严重倒挂。而未来则要出口高附加值、自有品牌的商品。

平行基金是新工具

“大家都知道金融在先是一个解决文明冲突的办法，但是问题来了，金融在先有了理论，可并没有实战操作的工具。”王世渝说，中国目前的金融体制下是以货币金融为核心，这一块的主体实际上是银行。

可银行并不能来做并购，就只能靠资本金融，这一板块的主体就是上市公司。但是上市公司去海外并购，存在一个周期问题。“人家的并购市场很成熟，可能三个月就把交易敲定了，可中国上市公司也许还没有完成审核。”这就导致上市公司也无法成为并购主体。

王世渝说，接下来只有基金可以成为并购主体。不过他把目前的国内并购基金称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说自己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很多创新，以应对海外并购所需。

王世渝的新工具被称为“平行基金”。王世渝发现，并购的需求并不是只来自于中国国内，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有需求。比如法国的中小企业也需要国际化，但放眼全球，最好的国际化市场就在中国，法国企业想进来，一找不到门路、二来也因为经济低迷而缺钱。王世渝说，平行基金可以给这些法国企业带去资本，同时又给它们指路，而通过投资并购这些企业，又给中国国内带来了优秀的产品和技术。

“给外国企业带来成长和市场机会，同时又帮助了国内企业成长。”王世渝说，平行基金是用资本架设了中西方企业之间的桥梁。他说，自己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法国政府高层人士的大力称赞。

2015年基金规模达100亿元

王世渝透露，平行基金目前正在筹建之中，其中中欧平行基金的欧洲部分已经设立完成，正在设立中国部分。而中法平行基金正在启动中国国内部分。未来还会设立全球医疗平行基金和消费品平行基金，在今年至少会建立4~5个平行基金，基金总规模将会达到人民币100亿元以上。

这些基金的来源分为海外与国内，王世渝透露并没有设置海内外资金的比例，基金相对独立、各自关联、交叉管理。

王世渝介绍说，每一个平行基金都有一个产业概念，比如中欧平行基金是可持续发展产业，以此为重心，基金会回到国内某地，向地方政府提议合作，改行政招商为资本招商，政府拿出一部分引导基金。王世渝也在社会上募集资金，同时帮助当地政府将所需要的企业陆续招商进驻。王世渝说以前是讲腾笼换鸟，他现在是在资本帮助下“抓鸟进笼”，有针对性的召集。

目前“中欧可持续发展基金”的欧洲部分已经募集完成，第一期总量是1亿英镑。中国方面则准备募集20亿元人民币，正在选择落地城市。王世渝说，他们从全球5000个项目里筛选出241个，然后再筛选出第一期准备要投的27个项目，都是节能减排新能源类型。把这些项目都放在一个城市落地，自然形成一个产业集群，可以在中国建立国际可持续发展产业园区。

【对话】

重庆企业家缺乏资本思维

重庆晨报：平行基金如何挑选海外并购标的物？

王世渝：前提是要挑选能够和国内有整合协同效应的，比如买房地产买酒店就肯定不是我们的选择。最大的协同效应，我认为是两个领域：高端装备制造和消费品。我去年做过的案例，比如加拿大迈瑞丁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镁合金压铸件企业，比如斯太尔发动机。还有包括百年历史的高端消费品企业、美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世界知名的医疗器械企业等等。

重庆晨报：过去海外并购的失败率太高，你提到用资本先行解决文明冲突，怎么突破这个门槛呢？

王世渝：并购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产业转移，“全球并购、中国整合”并不是转移，不是说你把人家收购之后，拿到了人家的技术，搬走了设备，然后解散员工。过去国内企业走出去并购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我称之为征服式并购。

而我倡导的是多赢的整合式、协同式并购。并购完成后，是做增量与存量的优化，而不仅仅是改造存量，以前的企业板块还是如常运行，我还给你带来投资。

我的模式核心是“整合”，我将之称为三次交易机会：并购、整合和与上市公司重组。

重庆晨报：你对渝商抱团发展有何建议？

王世渝：我也了解了一些渝商抱团的例子，出发点是对的，但是可能有一个基本定义上的错误。大家都还是在用实业思维来做资本平台，这是一个很大的思维误区。

金融有两大体系，资本金融和货币金融。过去中国只重视货币金融，所以所有的监管是针对货币金融，而非资本金融。你看现在中国设立基金和投资公司，监管是不多的，而资本金融恰恰应该加大监管力度，避免全民资本化，要和国际上合拍。

回头来说渝商抱团这些机构，其实都是资本金融机构，应该当作金融机构来打造运营。很多做房地产、做贸易的企业家，发现自己缺资金，同时发现中小企业的投融资都不方便，那么大家抱团来搭建平台，用大平台信用融到更大的资金、做更大的事情。但这个出发点是实业思维，可这个平台是一个资本平台，实业思维和资本思维是千差万别。那么从平台的设计理念、平台定位、投融资结构和人才团队，可能都和真正的资本运营并不合拍。前段时间我看渝商集团换了大股东，这至少说明最初设计是欠考虑的，也暴露了重庆企业家在这方面的经验不足。

另外，我觉得渝商还需要开拓国际化视野。这也是全国性的问题。欧洲一些企业，规模很小，可仔细一看，它可能是全球化投资经营的公司，它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可国内企业走出去往往是向落后国家走，这当然也是一个路径，但是需要两条腿走路，也必须走向发达国家。要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