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艺术家王晓棠：重庆是我人生第一座艺术殿堂

　　今年4月26日，当记者在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见到王晓棠时，她身着白色长裙，带着白色小花项链，81岁的她捋捋卷曲的短发，和蔼可亲地说：“我祖籍江苏南京，出生河南开封，长于重庆，落户杭州，现定居北京。我的一生周游了大半个中国，可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总说我是重庆人。”

　　在战时陪都萌发艺术梦想

　　几十年后，王晓棠再回忆起战时重庆时，第一印象便是朝天门码头那长长窄窄的石阶。

　　1938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不到5岁的王晓棠随父母从南京迁往重庆。当时她是从万县（今万州）入川，经涪陵中转，一路逆流而上，到达朝天门码头。第一眼看到重庆，王晓棠便被宏伟的朝天门码头深深震撼。码头四周来来往往的行人川流不息，长长的石梯从江边一直延伸至城门，身材壮硕的挑夫从船上挑下一担担行李，踏着窄窄的石阶，喃喃地唱着外地人听不懂的四川民谣，一步步向城门口登去。

　　到达重庆不久，王晓棠便进入巴蜀小学读书。王晓棠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少将，受到家庭的影响，王晓棠自幼便喜欢读书。

　　战时重庆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陶行知、郭沫若等文化名人都曾在这里定居。那时，重庆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几乎天天都有各式话剧在大小剧院上演，各种思想在这里互相碰撞，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盛景。放学后，王晓棠常常瞒着家人，偷偷跑到剧院去看话剧，由于没钱买坐票，她只能扶着后排的栏杆站着看。即使如此，台上演员精彩的表演，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依旧使年幼的王晓棠流连忘返。这时起，王晓棠便萌发了长大当一名演员的梦想。

　　升入巴蜀中学的王晓棠成了学校的文艺活跃分子，这让学校的地下党员刘家树老师注意到这位小姑娘。刘家树经过深入接触，发现王晓棠不仅成绩优异，而且思想进步，便打算吸收她入党。在王晓棠眼中，刘家树也是一位良师益友，在彼此的交谈中，王晓棠开始接触“种田的人应有饭吃，织布的人要有衣穿，人人生而平等”等进步思想，这使年幼的她对共产党产生了向往。

　　说到重庆，耄耋之年的王晓棠这样评价：“它是我人生第一座艺术殿堂，同时也树立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的性格中多少流露着重庆人的血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民女神”

　　1948年春，王晓棠又跟随父母举家迁回南京，离开了养育自己10年之久的重庆。离别之际，刘家树老师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晓棠，你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姑娘，南京离上海不远，你去报考上海剧专吧，将来当话剧演员。”

　　刘老师的一席话更坚定了王晓棠立志当一名演员的决心。可惜，那几年，上海戏专停止招生，王晓棠倍感失望。但是，她却在从上海回南京的路上，碰到解放军总政文工团到上海特招京剧演员，对解放军的好感使她决定试一试。当时，负责招生的正是我国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两人坐在一起谈了很久。赵丹惊讶地发现眼前这位漂亮的小姑娘竟然知道这么多戏文，而且对戏曲、话剧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王晓棠当下被破格录取。就这样，她踏上了自己的艺术之路，那一年正好是1952年。

　　第二年，王晓棠又调入总政话剧团。1954年，王晓棠初登银幕，在电影《神秘的旅伴》中担任女主角。1955年春节，《神秘的旅伴》上映，扮演彝族少女小黎英的王晓棠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她那满月般光润的额头，那双明亮的眼睛，那在镜头前纯真的少女情怀，吸引了每一位观众，一举成为那个年代的“国民女神”。

　　1958年，王晓棠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1962年，王晓棠成功地塑造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性格不同的金环、银环姐妹俩，再次展示了她的表演技巧，表演生涯达到巅峰。在这期间，她也曾多次尝试入党，却由于家庭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1966年，正值事业的巅峰期，文化大革命爆发，王晓棠被下放到北京怀柔的林场，做了六年林业工人。这期间，她唯一的儿子因生病无人照顾，不幸去世，年仅17岁。面对人生的双重打击，她得到林场工友和当地老百姓的鼓励，乡亲们常说：“晓棠，你一定要好好的，将来再给我们演电影。”乡亲的支持使王晓棠在逆境中更坚强，坚信“生命不息，一定要重返岗位，重回银幕”。王晓棠说：“别人都觉得我的性格像泼辣、爽直、嫉恶如仇的金环，他们不知道，这种性格的形成还源于重庆。爽直、坚强、乐观是重庆女人特有的个性。”

　　巴蜀校训影响她一生

　　1975年，王晓棠回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41岁的王晓棠逐步从幕前走到幕后，开始担任编剧和导演。1982年，王晓棠执导了影片《翔》，并将拍摄地点选在重庆。

　　重返故地，重庆依旧是记忆中的雾霭蒙蒙。拍摄时，剧组在解放碑搭起了摄影棚，人们听说王晓棠回来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只为亲眼目睹她的风采。王晓棠记得，那时解放碑旁的冠生园、重百大楼都挤满了人群，人们隔着玻璃窗喊着她的名字。王晓棠说，每次回重庆，听着重庆口音，她就感觉特别亲热，虽然定居北京多年，如今依然会说一口流利的重庆话。

　　拍摄《翔》时，摄影组要去各地取景，王晓棠每次都是最先上车，坐最后的座位，把前面的好位子留给同事。在王晓棠的带领下，《翔》剧组成了八一制片厂最优秀的剧组，剧组成员关系融洽、工作认真，拍出的电影受到各方好评。随后，王晓棠又执导了《老乡》《芬芳誓言》等影片，《芬芳誓言》荣获《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

　　1986年，51岁的王晓棠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王晓棠被推选为八一制片厂副厂长，1992年任厂长兼党委书记。在领导八一制片厂的十多年里，王晓棠身上重庆人特有的风风火火、敢闯敢拼的性格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刚接任制片厂时，厂里亏损了800多万元，八一制片厂的口碑每况愈下。王晓棠首先从质量抓起，将拍好的电影在厂里公放，让全厂职工先打分，同时在摄制组推行承包制，明确责任分工。在后勤方面，她带头提倡勤俭节约，减少公款开销。在王晓棠管理下，八一制片厂第一年扭亏了200万元，第二年扭亏了400万，第三年扭亏为盈。1998年，待王晓棠离任时，八一制片厂的流动资金已达6000多万元，是当时全国效益最好的电影制片厂。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王晓棠对“人民”一词体会最深刻。她说：“文革前，我想当人民的好演员；文革中，朴实的乡亲对我有哺育之恩，我明白了什么是人民。文革后，我立志用最好的电影回报人民。”

　　去年，年已八旬的王晓棠回到重庆，参加巴蜀中学80周年校庆，再次读到巴蜀中学“公正、诚朴”的校训，她不禁感慨：“这是影响我一生的校训，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做行政，我都坚持自己先做好十二分，再要求别人做十分。这种公正做事、诚朴待人的态度使我即使跌落人生的低谷也不会被轻易打倒。”本报记者 左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