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记忆⑫丨川江航道从“天险”驶向“水上高速” 91岁老船长见证黄金水道巨变
▲老船长刘洪银
一套洗得雪白的船长服，熨烫得整整齐齐，连同船长帽摆在衣柜最里面一格，刘洪银极少舍得拿出来。只有遇到重大活动或节日，兴致特别高时，才会翻出穿在身上，肩上四道杠很是醒目。这位91岁的川江老船长，离开航运事业已有21年了，平时喜养生、种花，享受天伦之乐。但只要提到长江、轮船等，就会特别敏感——他这辈子有60多年时光都在川江航道上，朝夕与翻腾的波涛为伴。
长江宜宾至宜昌段全长约1044公里，自古被称为川江，其中从重庆至宜昌660公里，是川江的主要行船航道，著名的三峡天险就位于其中。从刚开始跑船时的险滩恶浪，到如今的黄金水道，刘洪银见证了江上巨变。
躲避日军轰炸，打着手电夜航
闲暇时，刘洪银老人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朝天门码头。悠远的轮船汽笛声中，时光倒回至1941年，12岁的刘洪银蹦跳着走下朝天门那坡长长的阶梯，开始在三峡跑船，这一跑就是半个多世纪。
最初，他在船上当学徒打杂，没工钱只管饭。水路是当时最繁忙的交通方式之一，在这条连接重庆与长江中下游城市的航线上，布满了南来北往的船只，大都是木船，马力小，噪音大。从重庆出发到汉口，通常几十天才能跑一个来回。
抗战时期，他所在的“民熙号”隶属于民生轮船公司。日军轰炸重庆期间，白天不敢行船，要等到天黑透。连个探照灯都没有，两名水手每人手持装有三节电池的电筒，船头一边立一个，打起光照着两岸，估算船离岸边的距离。这种当时最亮的电筒，射出的光线被浓浓的夜色包裹后，显得微弱。水手们把眼睛睁得很大，扯开了嗓门喊，“走得走得！”“左前方有块礁石哟！注意到哟！”
刘洪银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觉得身边吹的风都是黑色的。在漆黑的激流险滩中航行，仅靠两束光线，简直就是一脚踏进鬼门关，每走一步都心惊胆战。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行船技术。川江航道中每一座山，每一个险滩，每一块礁石，都印刻进他的脑海里。
船员们偶尔也会苦中作乐。在涪陵、丰都、万县停靠时，在码头买一点肉、蔬菜，加上船上钓的鱼，支起一口铜锅，下面摆个瓦炉，投进花椒、辣椒、姜葱，一边烫着吃，一边看着峡江中翻腾的波浪，成为刘洪银记忆中难得的消遣。
▲解放前的朝天门
“天险”行船，如走鬼门关
新中国成立后，民生船厂并入了长江航运管理局。刘洪银正式成了一名工人，先从水手做起，然后是舵工、三副、二副、大副，最后当上了船长。
当船长难，在川江上当一名船长，更难。
从重庆出发，到万县（今万州）途中，要经过水葬、上珞碛、下珞碛、柴盘子……接二连三全是浅水区，有的长几十米，有的一百多米。到了枯水季，江水深度只有2.8米左右，而他开的船吃水深度2.6米到2.7米。湍急的江水底下，布满了“马铃骨”（一颗颗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船底几乎是擦着鹅卵石在行驶。对船行速度、吃水度必须有严格掌控，稍不留神就会搁浅。更要命的是，有的浅水区有效航道只有四五十米宽，对于十多米宽的船来说，必须小心避开两岸岩壁。这需要船长亲自把舵，那真是要全神贯注，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过了万县，水虽深了不少，但航道弯曲狭窄，拐来拐去，如同一条蛇爬行，难以驾驭。
“青滩叶滩不算滩，崆岭还有一个鬼门关。”老船员当中流传着这首打油诗。最初川江航道上有上百个险滩，每一个险滩都是一道鬼门关，埋葬着无数沉船和船工。比如，万县巴阳峡两旁乱石林立，如同咧着嘴露出尖利牙齿的恶魔，随时可能把船只吞噬。一个浪打来，船往岸上撞去，船上的人都要出一身冷汗。还有兵盘棋、东洋子、兴龙滩、鸡扒子……当时一个个让船工心惊胆战的名字，刘洪银至今如数家珍。
航道很多时候是“单行道”，有时在浅滩遇到其他船只，需要掉头，更是难上加难。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刘船长二话不说，亲自操作。近八十米长的船在100多米的航道掉头，刘洪银都亲自操作，吸上一口气，一个顺车一个倒车，他们叫做“鸳鸯车”，一进一顺，成了！
最危险的一次行船？刘洪银摇摇头，实在太多了。当时川江航道被称为“天险”。自然形成的原始河道有宽有窄，有深有浅，完全无规律可言，如同一匹桀骜的野马。要驯服它，全凭记忆和经验。礁石的高度，航道的宽度，全都刻在脑海里。1985年，青滩遇到滑坡，航道变复杂水势变得更加凶险，上下的船都不能走，最后用炸药炸了才通航。
刘洪银深知船长的责任重大。只要船开着，他就守在驾驶台，连吃饭都是端到驾驶台来吃。晚上行船，有很长一段路刘洪银是没睡过踏实觉的，神经随时绷紧，连打个盹鞋都不脱，因为随时都会翻身而起，“在川江航行中，睡觉就像打牙祭一样珍贵。”
叶帅游三峡，“说我开得稳！”
解放初期，还没有“三峡游”的概念，长航最好的游船叫“东方红三十二号”，主要承担接待国家元首的外事任务。刘洪银当过那条船的船长。平时作为客运船，有外宾来时便改成接待船。
上世纪60年代，叶剑英元帅陪同外宾游三峡，从重庆到汉口，开船的就是刘洪银。那是一个秋天，巫山红叶美不胜收，而刘洪银无暇欣赏，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江面。
叶帅非常随和，他询问是否方便参观驾驶台，得到许可后才进了驾驶室，仔细观看航行操作情况，向刘洪银询问航道宽度、行船速度。刘洪银一一介绍后，叶剑英惊叹航道险要，然后对他竖起大拇指，“开得真稳！”
航行结束，叶剑英和外宾都表示对这趟航行非常满意。
随着改革开放，“三峡游”也逐渐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有了专门的旅游船，还成立了长江海外游船公司。最初只有“昆仑”一条船，一趟紧接一趟跑，有时甚至需要提前一年预订船票。渐渐地，船多了起来，三峡、神女、隆中、长江公主、峨眉、巴山……
那时的三峡依然险要。解放后，航道局一直对川江航道进行持续治理，炸礁石、挖浅摊，逐段恢复了夜航，而真正引起质变的是三峡大坝。刘洪银是亲眼见着大坝一点一点修建起来的，“筑坝时，看着水位一天天上涨，涨一点，航道就变宽一点。”三峡大坝修好后，实现了全天24小时通航，不像以前天一黑就不能走了。
川江上那些消失了的人和物
1941年刘洪银上船时，还没有绞滩站，船上滩险河段全靠纤夫拉。一艘木船至少需要二三十个人才能拉上急流险滩，下水就靠推。那可真是个体力活，纤夫们四肢着地——双手撑地，脚往下蹬，匍匐前进，青筋凸起，一颗颗汗水砸向尘土飞扬的地面。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有了绞滩站，卷扬机把缆绳放下，把船拉上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纤夫这个群体人数越来越少，逐渐消失，现在都由机器所代替。
以前通讯不发达，船上必须配一名电报员，随时向公司汇报船行状况——走到哪里了，即将通过哪个滩槽，天气怎么样，一个一个字传回去。抗战时期，发电报时需要两个摇电工，一边一个摇话机。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电报员逐渐消失，被电话所取代。
在险要的航道中，遇到一个只能容一条船通过的漕口，相对的两条船都要通过该怎么办？最早是靠漕口岸边的信号台，挂上一个竹蔑条编成的三角形箭头作为信号——箭头朝上，表示放上水的船先过；朝下，表示下水的先过，远远能看到。川江航道有近百个这样的信号台。
以前开船，主要靠一双眼睛观望，大脑思考。要过哪个滩漕了，水下的礁石是什么样子，都装进脑子，用刘洪银的话说，“脑子里装的都是石头”！每位船长还要配备“礁石本”，上千块礁石，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上世纪60年代起，船上逐步有了雷达、测深仪等科技设备。而现在的助航设备就更先进了，有了电子航道图，数字航道系统、一体化遥测遥控……在电子屏幕里都能看清楚。
指示航道的航标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早叫做棒标：下端捆上石头，上端是高两三米的整根楠竹，放在江上，楠竹随着水流上下起伏，行船就跟着这根“竹子”走。接着是煤油灯，在航标船上点一盏煤油灯，晚上点灯，早上收起来。然后又是电瓶灯，现在早已是太阳能航标灯，可以自动控制。
刘洪银当船长时，直径一米多的“旱舵”是纯粹的人力舵，外面是木头，里面是铁，称为“木包铁”。在激流险滩中，一个人是扳不动的，需要两人甚至三个人来扳，而现在则是液压舵，“轻轻松松，一根手指就能操作”。
时代进步了，很多当年陪伴刘洪银行船的老物件都已陆续退出历史舞台。
再游川江，回到三峡
▲2005年，旅游船驶过三峡夔门。 上游新闻记者 邹飞 摄
刘洪银大半辈子都献给了川江。1988年，年满60岁的他本该退休，由于技术过硬，又继续工作到1998年，直到三峡大坝合龙的第二年才正式退休。在儿女们眼里，父亲总是很早出发很晚回来，子女们的婚礼，父亲一个也没能参加。他六个子女中，有四人也都在川江航道中从事航运工作。
去年深秋，刘洪银退休20年后，第一次跟着船走了一趟三峡，过足了瘾。白帝城、张飞庙，一口气爬上去没歇气。江还是那条江，在江上航行却换了一番天地。
他乘坐的“长江黄金六号”是长江上最大的游轮之一，船上有商业步行街、观景酒吧、微型图书馆、儿童乐园、模拟驾驶室、电影院、带冲浪的游泳池，直升机停机坪和迷你高尔夫练习场。看到驾驶室里全部是先进的自动化设备，他高兴得不得了，“变化太大了！”
“你看这高峡平湖，比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好到哪去了，这么宽的航道，在当年想都不敢想啊！”三峡大坝修建以后，高峡出平湖，长江航道的险滩已不复存在，现在开起船来轻松多了，而且跟开汽车一样，都靠右边走，各开各的。三峡工程在水位蓄至175米后，往日险滩众多的长江上游川江航道形成了“水上高速公路”，长江上游航道通过能力提高了8倍，万吨级船队也可轻松直达重庆主城。
据长江重庆航道局介绍，每一年都在进行维护性疏浚，改善通航条件，2.0版电子航道图在库区投入运行、数字航道、智能航道建设项目纷纷上马。近年来，立足长江上游建设“黄金水道”，运行推广电子航道图、建成运行数字航道，创新航道信息发布、3D航道图试验等，不断探索和提高长江航道维护质量，在长江三峡打造出一条“绿色、安全、畅通、高效”的库区新航道，为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和重庆市航运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强的基础保障。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纪文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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