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的高山”如何翻越？
2月27日，东银控股旗下迪马股份技术人员在生产一线进行技术研发。摆脱债务危机后，东银控股发展重新步入正轨。(东银控股供图)
北碚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正在向小微企业介绍贷款流程。(本报资料图片)通讯员 李嘉会 摄
编者按
去年，重庆相继召开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和民营企业座谈会，出台了一揽子鼓励和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举措。有此利好，2018年，重庆新登记市场主体41.2万户，创历年新高。
重庆在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培育民营企业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尚有哪些不足，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又该如何改进？为此，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跟踪采访，推出这组关于重庆民营经济发展现状的系列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针对“融资的高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
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重庆出台了《产融合作试点实施方案》，在搭建合作平台、加强银企对接、创新金融产品、支持企业多渠道融资等方面明确了20项重点工作内容，形成了全市产融合作试点“1+7”政策体系，帮助企业翻越“融资的高山”。
记者历经半年追踪采访，看到这些政策正在迅速发挥效应，但要彻底解决融资难题尚需各方更加努力。
大富翁可能成大负翁
几年前手里有2000多万元资产，如今倒欠2000多万元的债务。造成这种后果，不是产品缺市场，也不是企业管理不善，而是银行的“砍头息”(贷款本金预留一部分给银行，用于事先偿还利息)起了“重要”作用。
目前，位于南岸茶园的重庆东方公司(化名)已经累计被某银行重庆分行提起四起诉讼，其中一起已经完成审判进入执行阶段。如果协商未果，两个月内，这家目前尚在正常经营的民营企业，就可能关门歇业。
民营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诸多难题中，融资难、融资贵仍然被认为是最致命的一个。“其他的外部发展环境问题，充其量让人多跑腿，但融资出问题，会要了企业的命。”东方公司副总肖平(化名)说。
2012年，东方公司拿出全部2000多万元身家，在茶园拿地建厂，为落户当地的某知名家电品牌公司配套生产塑料外壳。
给大品牌作配套，产能规模要求很高。为了拿到订单，东方公司不得不在已经具备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厂房、购置设备，投入了全部自有资金。公司周转缺钱咋办？他们找到了银行。
银行的贷款条件并不宽松：流动资金贷款总额为1300多万元，但东方公司只能拿到600多万元，剩余的600多万元必须放在银行，用于定期偿还另一笔金额为80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发放贷款之初就先砍掉一笔预先偿付利息，这种俗称“砍头息”的做法，让东方公司从一开始就陷入资金短缺的窘境。“由于流动资金没有足额到位，我们一开工就缺钱，甚至经常拖欠水电费和员工工资，税费和社保也不能定期交。”肖平坦言。
想再次向银行伸手，却实在找不到抵押物。无奈，东方公司不得不以最高3分的利息，向民间融资500万元，用于弥补流动资金的缺口。但由于建成投产初期并没有获得足够订单，开工不足，企业净利润甚至不能覆盖贷款利息。
为了维持既有生产，东方公司只好继续以高成本向民间融资。“这些钱拿到手后，很多不是直接用于维系生产经营，而是偿还此前的贷款。”肖平说，拆东墙补西墙的结果是窟窿越挖越大，目前，他们的民间贷款总额高达2000多万元。
一旦全部欠款诉讼被判决生效并执行，东方公司此前用2000多万元自有资金建设的厂房和设备，都将全部易主，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将无限连带承担另外2000多万元的民间贷款，从“大富翁”变成“大负翁”。
不过，东方公司还算幸运，其业务关系和现金流尚未被斩断，未来也不乏翻身的机会，而有的民营企业，却被苛刻的贷款条件逼入了绝境。
问题是，像砍头息这样异常苛刻的贷款条件，企业为啥会接受呢？“目前资本市场是典型的卖方市场，贷款条件通常都是他们定，我们没有话语权。”重庆某知名建筑企业负责人透露。
苛刻的贷款条件，折射了贷款难。贷款贵，又贵到什么程度？某民营企业贷款开发一国际广场项目，这笔贷款分三次完成，年化综合费率均在20%以上。其中，2015年4月获得的一笔8亿元贷款，实际年化综合费率高达25%。更严重的是，这笔贷款中的近4亿元被限制使用或无法使用，导致这笔贷款的实际年化综合费率高达520%，即借出一元钱，每年为此付出的综合成本高达5.2元。
从全市面上情况看，2017年，重庆民营经济在全市GDP、税收和就业中的占比均超过五成，但贷款余额的占比，还不足三成。2018年上半年，重庆民营企业贷款余额仅比年初增加4个百分点，占全市贷款总额的20%，与民营经济在全市GDP占比超过50%形成巨大反差。2018年全年，重庆全市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5%，增速创三年来最高水平，但同期民营企业的贷款余额增速只提高了0.5%。从全国看，有媒体统计，同样的上市公司、同样的行业、相同的规模，民营企业平均比国有企业多支付1.38%的利息。近日，市工商联对全市26000家民营企业进行调研，有17%的企业反映融资难、融资贵。
东银控股15个月“生死时速”
与东方公司相比，东银控股要幸运得多。今年1月，后者债务重组方案被审核通过，两家遭遇停牌的子公司也挺过寒冬。从发生债务危机到最终平安落地，这家重庆最早上市的民营企业，上演了15个月“生死时速”，可谓步步惊心。
市民所熟悉的上市公司迪马股份，其主打产品之一是重庆街头随处可见的运钞车。迪马股份的大股东，正是东银控股。此后，东银控股收购了江苏一家上市公司——智慧农业。
几年前正值煤炭和有色金属产业的黄金时期，东银控股通过旗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腾出资金，在甘肃、
新疆等地先后收购了数十家矿山，由此成为业务范围囊括机械制造、房地产、矿产能源及金融投资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没有想到的是，到了2016年，煤炭和有色金属市场行情开始下挫，东银控股现金流越来越紧张。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家银行要求归还一笔9亿元的贷款。实在拿不出钱，2017年10月，东银控股爆发债务危机。多家银行前来挤兑，导致债务危机不断发酵、放大，迪马股份、智慧农业两家上市公司先后被停牌。
东银控股的债务危机引起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紧急对接东银控股，在第一时间摸清企业资产负债情况。随后，重庆银保监局牵头，组织银行、信托等东银控股债权人进行磋商，成立了东银控股债委会，实现稳定信贷。接下来，重庆市政府还与智慧农业注册地江苏省盐城市政府建立沟通协调渠道，由两地政府一起帮助东银控股解决债务问题。
“从援手东银控股脱困能看出，重庆市委、市政府是实实在在地支持帮助民营企业发展。”彼时，关注东银控股债务危机的本地多位民营企业家如此评价。
2017年11月下旬，东银控股债委会召开第2次会议，各成员单位均表示对东银控股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最大限度缓解了东银控股资金周转压力。
2017年12月，重庆市政府召集相关市级部门、金融单位及东银控股召开专题协调会，达成政、银、企三方共同努力帮助东银控股化解危机的共识。
2018年7月23日，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成为全市经济发展“重头戏”，而能否妥善解决好东银控股债务问题，也成为我市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块“试金石”。在市政府协调下，东银控股引入国内一家专业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企业债务重组。
政府的援手，最终让东银控股渡过了难关——迪马股份1月25日发布2018年业绩预告显示，其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50%～60%，智慧农业亦于早前披露预计其2018年净利润同比扭亏为盈。
“在外部环境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下，东银控股能够快速解决债务问题，离不开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鼎力支持。”2月2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首这15个月经历的惊心动魄，东银控股总裁向志鹏表示。
重庆频频出招缓解融资难
紧急时刻伸出援手，作一些科学合理又常态化的制度设计，来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近年来，重庆可谓动作频频。
例如，几年前，重庆建立了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政府、银行、担保公司按3：2：5的比例，分担企业不良贷款的本金。又如建立了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机制，市财政拿出资金设立转贷资金池，为企业向银行借新还旧提供周转资金，截至2018年10月底，已累计为全市3511家中小企业转贷298.6亿元，和企业自己找中介公司转贷的成本比起来，累计节约8.5亿元以上。
在建设银行北碚支行副行长谢晶看来，政府的援手，正是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的关键。“我们手里捏的都是储户的钱，都有成本，放不出去，我们也会很着急，银行天然有放贷的动力。一些民营企业贷不到款，根本原因是自身的经营水平和能力不足，企业质量不够好，银行怕贷出去收不回来。同时，风险与价格成正比，因为一些民企贷款风险很高，获得的资金成本自然就高或者有苛刻的附加条件。”谢晶认为，政府用财政资金撬动，建立一种兜底的机制，银行没有风险，自然愿意放贷。
不过，市工商联副主席彭光远认为，财政资金只能发挥撬动和引导作用，银行不能把生意建立在政府的兜底上，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况且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财力。例如，由于财政资金有限，重庆转贷应急机制的合作银行只有几家，而全市民营企业涉及的银行有70多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有民营企业家表示，自己不愿借助政府资金来转贷，原因是银行会据此判断该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出现了资金短缺，可能会抬高风险等级并降低授信额度。“银行还不如考虑延长还贷周期，开发无本续贷业务。”彭光远认为，长远看，银企之间的对接，关键要靠金融创新。
彭光远说，以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例，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的成本通常为月利率0.7%至0.8%，如果银行以月利率0.5%至0.6%的价格卖出去，也已经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市场应该能接受。诸如此类的创新金融衍生品，可充分发挥银行作为中介平台的价值，促进金融资本的供需对接，同时银行自身赚取一两个点的差价，可谓一举两得。
在企业与银行的对接中，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搭建交易平台和维持交易秩序。记者注意到，在这些方面，重庆已经加快了步伐。1月17日，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牵头的重庆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大数据服务平台“渝快融”上线，它将通过大数据解决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帮助企业提高融资效率。
紧接着，市市场监管局出台扶持民营经济发展20条措施，要求依法查处商业银行利用贷款强势地位捆绑强制收费，严禁将商业银行自身应承担的费用转嫁企业承担等行为，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该措施还要求，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建设全市法人信息数据库，推动数据高效归集、有效整合和充分共享，此举兼具用大数据为企业增信和为金融机构降低风险的功效。（记者 吴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