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红利为司法办案“赋能”——来自重庆检察机关的探索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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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4%的刑事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审查起诉平均周期减少4.5天，当庭宣判率93%，上诉率仅为1.56%——这组办案数据，是重庆检察机关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工作交出的答卷。
一连串数字背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如何为司法办案赋能，又给刑事检察工作带来了哪些深刻变化？
提升效率：司法办案实现繁简分流、快慢分道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庭审现场
所谓“认罪认罚从宽”，即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2016年9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最高法、最高检在重庆等18个城市率先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
2018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确立。
从开展试点到正式推行，重庆检察机关一直积极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全市检察机关共起诉认罪认罚从宽案件16836人，占起诉总数的74.92%。同期，已判决案件上诉率仅为1.56%。
高适用比、低上诉率——这份试点答卷的“含金量”非同一般。
“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没想到会这么快。”同一天之内，多起醉驾案件在重庆市江北区交巡警支队刑事速裁法庭一审宣判，不少被告人表示快得有些“意外”。
为有效提高司法效率，应对醉驾案件高发带来的办案压力，该区公检法三家在当地交巡警支队联合设立集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开庭审理功能于一体的刑事速裁办案中心。
检察官、检察官助理通过检答网学习探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
在这里，案件从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到当庭判决，最快只需两天时间。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前，从头到尾“跑”一遍司法程序，可能需要一两个月。
据了解，重庆三级检察机关普遍推行公安机关相对集中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相对集中提起公诉、法院相对集中开庭审理的“三集中”工作机制，实现认罪认罚案件批量化办理、全流程提速。
为适应这种集中化的办案模式，合川区检察院成立“轻刑办案组”，配备检察官、检察官助理、书记员各一名，专门办理盗窃、故意伤害（轻伤）、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等4个罪名的轻刑案件。
“办案组承担了全院一半的案件量，办理一起案件平均不到10天，最短1天。”合川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实现了检察环节的繁简分流，让“繁案精办、简案快办”水到渠成。
为节省办案的“在途时间”，涪陵区、万州区检察院通过完善庭审三方系统，建立远程视频提讯、开庭制度，公诉人待讯、候庭时间明显减少。
“在审查报告书等文书制作方面，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更为简化。”重庆市检察院检察一部主任孙琳表示，检察官的办案负担减轻后，从而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办理疑难复杂案件上。
2018年1月，重庆市检察机公诉（刑检）专业团队正式成立，职务犯罪、金融犯罪、证券犯罪、毒品犯罪、网络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共7个专业团队。今年，随着涉黑涉恶案件刑检专业团队的成立，全市检察机关已打造起涵盖8个刑检专业团队、56名检察官的专业化“硬核”办案力量。
“专业团队就是要发挥‘专门化、专业化’办案机制优势，打造‘高、精、尖’专业化办案团队，形成刑事检察工作品牌。”重庆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建超说。
由“博”向“精”，变“通才”为“专才”。随着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快慢分道进程加速，办案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内设机构扁平化、司法办案精细化的趋势也愈发清晰。
精准量刑：量刑协商“份量”越来越重
检察官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成犯罪嫌疑人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
“建议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0元。”在合川区法院立案庭，翻开检察机关刚刚移送的案卷，里面夹着一份“确定型”量刑建议书。
司法实践中，常见量刑建议主要有幅度型量刑建议和确定型量刑建议两种。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前，这类精确到“点”且明确列出附加刑、缓刑适用的确定型量刑建议几乎看不到。
有法学专家认为，确定型量刑建议是公诉权走向实质化的重要标志。量刑建议越精准，审前量刑预期越确定，就越能发挥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从简、制度从宽”的制度价值。
开展试点以来，量刑建议“虚”而不“实”、“粗”而不“精”的现象得到根本改观。数据显示，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重庆检察机关发出的确定型量刑建议的占比达到64.24%。
“检察官说的话，到底算不算数？”刚接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少犯罪嫌疑人心里都在“打鼓”。
一组数据足以打消这样的顾虑：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重庆检察机关办理的认罪认罚案件中，有90%以上的量刑建议被法院采纳。
“经过辩诉充分协商后，审判环节一般不会改变量刑建议的内容，这就给嫌疑人非常明确的刑罚预期。”孙琳说。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逐步深化，置身其中的检察官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庭审对抗性在下降，而量刑协商的“份量”日益上升。这一降一升，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审前主导作用彰显出来。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快速办理组向分管领导汇报案件
据了解，早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之初，重庆市检察院就调整了检察官办理公诉案件的“权力清单”——下放217项权力，其中80%的审查逮捕权和审查起诉权授予检察官行使。检察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办案主体，收获更多职业认同感、荣誉感。
进入操作层面，如何才能做到的精准量刑，拿捏好从宽尺度？
“根据认罚的不同环节，可以在不超过40%的幅度内调节基准刑。”孙琳介绍，重庆市检察院经与重庆市高法院协商，明确将“认罚”作为单独考量的量刑减让情节，确定了认罪认罚越早从宽幅度越大的基本原则，统一规范量刑标准。
经过对当地近三年生效判决进行全面梳理，多个院将类案按照不同情节归类整理，形成类案量刑检索库。办理类案时，检察官可以借此快速检索类似案件的判决情况，为量刑建议特别是罚金刑建议提供案例支撑。
“我们还建立了内外部量刑均衡机制，确保对类似案件提出的检察建议基本一致，避免同案不同判。”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采取上述措施，该院确定型量刑建议获采纳率保持在95%以上。
“确定型检察建议占比，还有望进一步提高。”市检察院检察一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检察机关将依托“智慧刑检”系统，推动量刑建议辅助系统的开发运用，借助科技手段实现量刑建议高度精准化。
“我们计划首先在全市检察机关推出涵盖10个主要罪名的量刑标准化应用，不断加以迭代升级，逐步提高量刑建议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孙琳说。
权利保障：激活认罪认罚自愿性、主动性
告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有关规定
超七成认罪认罚案件适用速裁程序，随着程序上的去繁就简，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有无“缩水”？
“同监室还有一个盗窃数额和我差不多的，才判了一年二个月。量刑还能再轻点吗？”在永川区看守所的一间提讯室，面对犯罪嫌疑人王保（化名）提出的疑问，重庆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唐建从包里拿出一张纸。
他此时的身份是一名值班律师，在纸上写写算算，边写边说，耐心解释着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合理性。最终，王保放心地签下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值班律师，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后出现的“新鲜事物”。为保障未羁押嫌疑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重庆市38个区县检察院目前均已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值班室）。现在，每周都有当地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在此轮值。
“律师作为第三方最重要的职责，是确保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唐建表示，做到自愿适用、充分协商、理性认同，才能真正“案结事了”。
据介绍，值班律师主要为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代理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违法情形申诉、控告，并就嫌疑人的合法合理诉求及时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
既然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有“兜底”，被害人的权益又将如何保障？
实际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一大优势在于：既可以有效激励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认罪悔罪，也有利于取得被害人谅解，促使两方相向而行减少对抗、修复关系，达到化解矛盾纠纷的目的。
“取得被害人谅解，是从宽处罚的重要考量因素。”合川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刘永宏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鼓励嫌疑人主动赔偿具有特殊价值。
在合川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陈某采用电信诈骗手段，累计骗取19名被害人4万余元，但在案件侦查环节仅赔偿了1万元。移送审查起诉后，在检察官的讲解协商下，他自愿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接受“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的量刑建议，并退赔了全部诈骗金额。
此外，当遇到重大疑难的有组织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往往能成为检察官手中“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奇招利器。
“他说毒品卖了之后，利润分我一半。”在一起贩毒系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王强（化名）在侦查阶段隐瞒了幕后的主犯。提讯时，借助认罪认罚从宽“攻心计”，重庆市检察院第四分院检察官不仅说服其指认共同贩毒的主犯李刚（化名），还提供了两名关键证人，最终得以成功追诉。原本拒不认罪的李刚，在检察官开示核心证据，释明认罪认罚程序的好处和不认罪可能的后果之后，李刚最终选择认罪认罚。
后记
效率提升、精准量刑、权利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到来，重塑着整个刑事诉讼生态，推动着检察机关的司法观念、工作机制、办案方式、办案能力发生全方位变革、实现跨越式提升。
改革为司法办案赋能，不仅关乎“案”，更在于“人”——关键在于将改革动能传导至一线办案者，倒逼检察官提升整体司法能力。
而伴随着司法责任制、认罪认罚从宽、内设机构三项改革的叠加实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主导作用日益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空前提升的同时，肩上的司法责任也进一步加重，由此凸显出的“能力短板”，让不少检察官感到了本领恐慌。
“以往办案普遍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不少检察官缺乏量刑思维，量刑经验也相对不足。”孙琳谈到。
邀请实务界专家讲授认罪认罚有关问题
为此，重庆市检察院将举办量刑协商专题培训班，邀请资深法官授课交流。实践中，有的基层检察院建立了与法院的经验交流机制，遇到疑难复杂的案件，检察官会在提出量刑建议前充分听取法官意见。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置身于全新的刑事诉讼格局，检察官想要真正适应从参与者到主导者的角色转变，不仅仅需要补强量刑协商这一块短板，而是要展现出指控证明犯罪、释法教育安抚、与律师沟通协商和做群众工作的整体性司法能力。
“既要让嫌疑人、被害人信服，又要赢得律师、法官的专业认可。”南岸区检察院检察官陈雪说，想要办准办好认罪认罚案件，必须要把一个案件从头到尾吃透才行。
一场由改革引发的素质革命，正在检察官们身上产生“化学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