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大轰炸后救火场景 消防队3分钟准备就绪
熊熊的大火燃烧，街市变成一片火海，消防队员们英勇地投入到灭火的战斗中……纪录片《苦干》真实地记录了日机在1940年8月19日对重庆实施惨绝人寰的大轰炸之后，消防队员们齐心协力救火的场景。
抗战时期，重庆整体的消防救护情况究竟如何?日前，记者采访了重庆市档案馆研究馆员唐润明。
接火警3分钟内消防队准备就绪
“消防救护是战时重庆消极防空(即：以实施对空隐蔽、防护和消除空袭后果为主要手段的防空)中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唐润明介绍。
抗战前，重庆就成立了常备消防和义勇消防两个组织，并在石灰市设立了消防联合委员会来联系它们。
“抗战开始后，因为重庆的重要地位和市区范围的拓展，消防队的数量也得到扩充，像段牌坊紫霄宫、观音岩，包括后来的沙坪坝和海棠溪，都增设了消防队。”唐润明说。
“五三”、“五四”轰炸之后，因为当时市民防空常识不够、消防设施不足，损失极为惨重。此后，重庆市政府再次对消防队进行了充实。到1940年9月，全市的常备消防队员共有330人，民间消防队队员1180人，另有力夫1652人。
除此之外，重庆防空司令部还颁布了《消防人员守则》、《市民扑灭燃烧弹方法》等规章制度，规范救火工作。
唐润明介绍：“当时的档案记载，凡遇火警发生，先鸣急钟30分钟……各队于听闻警钟或接电话后，于3分钟内准备就绪，立即出发赶赴火场施救。”
水和河沙是最基本的灭火物资
《苦干》中的镜头显示，日军轰炸之后，消防队员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救火工作中：几个人站立于水龙(一种人工手摇式简易机械灭火器)两侧，急促而有节奏地上下按压水龙，蓄水池里的水在压力之下沿着管子向着着火的房屋喷射而出;另一群人则用水桶挑水，补给水源;还有一部分人正在用铲子铲沙灭火。
唐润明介绍：“事实上，抗战时期重庆的消防器材十分匮乏。”当时重庆全市只有9部消防车、2艘消防船、2架升降梯。更多的消防器材是一些原始简单的工具，如斧头、锯子、竹梯、榔头等。但即使是这些简单的原始工具，也不能轻易得到、一次配齐，而是不断补充配备。
“水和河沙是最基本的灭火物资，储备沙包、水，也就成了有关部门的重要工作。”唐润明告诉记者。
为配合抗战需要，政府针对市民制定了储水储沙办法。办法显示：“本市大户自备麻布沙包须在20个以上，小户则须在5个以上……本市各铺户除饮水外，需另置水桶1个以上，各桶至少需储水量3担。”
档案显示，到1940年9月11日，堆积于重庆主城7区的河沙达62万多斤。全市在1940年9月共蓄水40万多担。
建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抚慰英烈
《苦干》中记录了1940年8月19日敌机轮番对重庆进行轰炸之后，山城几乎被大火吞噬的画面。
唐润明向记者介绍，1940年8月19日、20日的两次轰炸，日军侧重市区，集中投弹，“而且所投的弹药一半以上均为燃烧弹，在地面引起火头繁多，加上当时又有暴风，火势迅速扩大，其惨烈状况远远超过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
空袭火灾发生后，各级消防队员，即刻奔赴火场，不避艰险，倾力救火。两天之中，消防队员用于灭火的时间长达13个小时。
据统计，在1940年，全市因空袭起火的地方多达199处，每个消防队员用于灭火施救的时间平均为80.5小时。而在整个重庆大轰炸期间，有王海元、徐剑等74名消防队员牺牲在灭火现场，另有许多牺牲的义勇消防队员无法统计。
为表彰烈士功绩，重庆各界于1947年共同发起，在中央公园(现人民公园)内修建“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
如今，这块纪念碑仍然保存完好，见证着当年为抢险救火付出生命代价的消防队员的英雄事迹。
选稿编辑：张应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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