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蒋经国教我们唱《两只老虎》

刘传勋、王国元夫妇近照。

刘传勋、王国元夫妇1940年代留影。

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报道

今年92岁的刘传勋先生坐在位于通远门和平路附近的蔡家石堡的家中，这也是他小时候生活的区域。他说：“和平路原来是两条街，五福街和走马街，1945年，抗战胜利了，和平了，就打通了，叫和平路。”老爷子抗战时期曾就读中央警官学校、中央干校（1948年并入中央政大），现为中央政大重庆校友会会长。“1992年校友会成立，大家选我当会长，有68个人，现在只剩四五个人了，昨天开会坐了两桌，大都是家属，二十多年了，大家不是亲人也成了亲人。”

教育长

1943年，刘传勋从弹子石中央警官学校毕业，保送鹅岭中央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就读。在鹅岭，他碰到了教育长兼班主任蒋经国。“他比我大14岁。开学报到一两天了，我好奇，想看一眼蒋经国是啥样子。在励志社（就是小卖部）问大家看到他没有，大家说他刚刚才走过去。我非常意外，刚才没见大家立正敬礼呀。在警校时，大队长以上的高级警官一来，大家起立，行礼，他还礼走人，我们才能坐下。原来，他没得官架子，不搞那一套。”

过两天，操场上扯了个横幅“开学典礼”，蒋经国作为教育长讲话了。“他说，今天开学典礼，我送大家一个礼，请大家接受。大家以为他要讲什么大道理，他说他要送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大家更莫名其妙了，人生最宝贵的，不过是青春、钱、地位，结果他说，人生最宝贵的，是童年时代的纯洁真诚、活泼天真。现在你们年龄稍长，文化高一点，地位高一点，就把纯洁、天真丢了，这是非常大的损失。现在我开始送了，请接受。”

纯洁、天真怎么送呢？结果，他教大家唱了一首歌。“他是沙喉咙，矮胖子，颈子短，脑壳在脖子上，但声音大。他唱的是：‘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当时我们还不会唱这个，听他一唱，就记到了。这么大岁数的人，还唱儿歌，够意思了。不忙，他还要跳个舞，唱到‘一只没有尾巴’，他还把身子转过来，把屁股扭一下，拍一下。想到他的身份，歌曲又很特殊，大家都笑惨了。开学典礼结束，大家就散了，笑乱了，跳乱了，真的回到活泼天真。”

教育长一天到晚跟他们混在一起，“早操跟着跑，吃饭跟我们一桌吃，今天在这桌，明天在那桌，灭灯之前和我们摆龙门阵。老蒋是一口浙江官话，一说话就是‘这个这个’，太做作了，他儿子说话不这样，又太随和了，他学的是苏联那一套。他老汉风纪扣扣得紧绷绷，但小蒋完全两样，热了就穿个汗衣，棉大褂里面直接穿汗衣，当时稍有身份的都不这么穿。”

青年军

1944年秋天，抓壮丁都抓不起来了，兵源缺乏，就开始让知识分子从军，“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刘传勋说：“把知识分子都拿去当炮灰，是因为日本人打到独山，重庆都要失守了，国家亡了四分之三。教育长带我们参加了青年军，我们中央干校研究部第一期170多人，转到青年军的有140人，只有独生子女，身体不好的三四十人没去。蒋经国当政治部主任，他父亲兼任军长。我们个个都是雄心壮志，不怕死。”

由于是老蒋挂帅，太子压阵，青年军的军官，见官大一级。“青年军政工人员培训，也在鹅岭，我们是第一期，分到青年军的10个师，一个师一万人，按201、202、203编号。一个县驻扎一个师，我是203师，在泸州；201师在璧山，马英九父亲在那里。我们是坐船到泸州去的。203师下分三个团，607、608、609，我在608团担任连训导员兼营督导员，挂少校军衔。连训导员一般是上尉军衔，但因为我们是中央干校的人，所以是少校。”

当兵一年多，他们还没等到上前线，抗战就胜利了。“我们准备上前线，个个抱着必死的决心，血洒疆场，誓死如归。但现在胜利了，又没牺牲，还是高兴。”

在泸州蓝田坝，他们庆祝胜利，“我们一个镇一个镇去演剧，自编自导，我主演，一个爱国青年，奋勇杀敌，手被炸断了，左手提右手，声讨日本的残暴。断手是用芭蕉蘸上颜料做的。胜利了，军事不重要了，我去营部讲日本、台湾概况，教材是上面编的。当时准备收回台湾，还要到日本去。日本已经统治台湾100年，还侵略我们，现在该我们去治治它了！”

两个月后，下令青年军复员。不回老家的，留在泸州当地办青年中学。刘传勋回重庆，分到警察局。重庆市警察局局长唐毅接见刘传勋，一看他肩上扛着青年军少校的肩章，就说：你这个工作，我不好安排，你是个少校，当个所长委屈了，因为所长相当于上尉。但要给你安个分局长，你又差点，因为分局长相当于上校。“其实我心想，当个所长就够了，就说，当个所长也行，委屈就委屈点。但我不想弄到郊区，像杨家坪、歇台子那些乡下，我就提出能在局长身边附近最好，便于随时向你请教。唐毅说，这好办！”他因为是中央干校毕业，又是青年军的少校，所以1946年3月一来就当上了市中心简家桥警所所长。

拍卖所

1949年秋天，刘传勋带着所上几十个人先逃到成都，等重庆卫戍司令、市长杨森赶过来训话、安排。“但第二天，杨森没来，结果他跑了，坐飞机跑到台湾，不管我们了。我也搞了一张飞机票，但刚结婚一年多，新婚夫妇，有感情，夫人王国元，今年88岁，就是我这个老太太，当时她哭了一晚上，把我的心哭软了，如果我去了台湾，也永远回不来了，我就把机票给了部下一个巡官，他去了台北，1997年回内地还来看过我，感恩，后来他当过台北警察厅的副厅长。”

重庆这边的人叫他们回来，他们在成都看到的解放军，也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么凶，“我就把军装、肩章都卖了，把老蒋和小蒋赠送的照片，一火而焚之。回到重庆在解放碑开了一个安义拍卖所，是解放碑最大的一家当铺。”

1951年的一天，全城大戒严，“我在铺子里早上起来，我住三楼，看见炊事员去买菜，他刚一出门儿，街上就有警察喊：‘回去，把门关上。’他说我去买菜；警察说今天不要买菜，回去，把门关上。我看到楼下正在抓人。我一看抓走的人，大半我都认得，都是本城的袍哥大爷、保甲长等。我判定，我也要遭了，我底下的保甲长都遭抓了，我这个当镇长的，还不遭？”

妈妈、父亲、爱人都哭了，给他打铺盖卷，“早就知道这一天，我必然遭抓。头天晚上就戒严了，我看见的时候天刚亮，但一直等到晚上，都没人来抓我。晚上路灯都亮了，戒严解除，三亲六戚都来我家，他们本来是来安慰我父母的，以为我必遭抓。一看我没遭抓，安慰就变成了道喜。”

第二天出门，我在街上碰见派出所的治安干事。“他问我，刘传勋，吓到没有？我说当然吓到了。他问，知道为什么没抓你吗？你本来也是被抓的对象，但我们调查了解，群众都说你这个人，清白，不乱来。都说你好，没得说你坏的。”图/刘传勋 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