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重钢来过好多名角大腕

1989年的钢花影剧院。 图/刘毅

蒋传超、雷长生、许宏祓近照。

1959年访问重庆并在重钢演出的德累斯顿交响乐团节目单。

歌唱家郭兰英1955年在重钢中山堂演出歌剧《小二黑结婚》。

钢花

曾任重钢艺术团舞蹈队歌舞队长的重钢设计院退休工程师李平敏记得，他们曾住在钢花电影院银幕后面的宿舍里。她说：“61、62年没有吃的，社会上有点乱，当时我是团部秘书，晚上还要打着电筒巡查，有一次追小偷都追到乐池了。”

热工工程师邱带荣是团里面的舞蹈演员和编排，他说：“1950到1980年代，可以说我前后有30年时间都在钢花住。钢花的第一场踩台演出我就参加过。夏天钢花是很凉快的，但蚊子多，我们睡在前厅的地板上，蚊香把地板烧了一个洞。”

重钢艺术团前身是1958年大炼钢铁成立的保钢宣传队。高产报捷，为了鼓舞士气，他们在车间演出，打快板儿、打锣鼓、搞宣传车。对外叫“文化车间”，“当时的书记田书记是从建设机床厂调过来的，建设厂当时出产鹅牌缝纫机，他就给艺术团办了一个缝纫车间，几十台缝纫机摆在那里，年轻女同志多，但是大家都用不来缝纫机。”

曾任重钢工会文体部副部长的蒋传超，是正宗中戏出身的戏剧人才。他说：“当时很多领导都是从部队下来的，部队重视现场鼓劲，到厂里面也重视文艺宣传，而且是尝到了甜头的。工人生产放卫星、戴大红花，还用曲艺来鼓励宣传他们，工人很有荣誉感。但艺术团为什么对外叫‘文艺车间’呢，因为当时企业不能办专业文艺团体，所以缝纫机是配盘的。”

现在钢花电影院顶上的“钢花影剧院”招牌，出自重钢工会文体部老部长、书法家许宏祓之手。1958年开工，1960年投入使用的钢花电影院是大跃进的产物，许宏祓说：“后来有一次安书记告诉我，当时修这个，他还写了检讨，因为用的钢材是国家计划物资。文革武斗时815占领钢花电影院，三楼就是他们的总部。房产科科长黄自胜是老红军，被815关在电影院的乐池，电影院是他主持修的，他知道乐池后面有一个地道，出去推开一个钢条瓦，就有一个天井，他就顺着地道逃跑了。”

老外

1950年代，重钢在全国十大钢铁厂里面都数大咖。许宏祓说：“当时轧钢，全国只有重钢一家可以。东北那边的鞍钢本来可以，但原来日本人留下的轧钢机，被苏联人拆走了。鞍钢只能开坯，不能轧钢；而重钢没有钢坯，但可以轧钢。所以非常重要。”

邱带荣说：“当时我们重钢是重庆好大块脸哟！凡是外国来的演出团体，在重庆如果只演两场的话，肯定有一场会放在重钢，在我们的中山堂或钢花电影院”。

1952年10月，以捷克历史学家、音乐理论家和副总理维特·尼耶德利命名的捷克军队文工团，应我军中南军区和四野文化部邀请，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巡演，返京参加国庆阅兵之后南下重庆演出，有一场就放在重钢，重钢在大渡口车站摆着鲜花，腰鼓队、歌唱队夹道欢迎。

1959年，民主德国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是一个有着400多年历史的老乐团，成立于中国明代嘉靖年间，1950年访华巡演，也来重钢演过一场。当时钢花还没建好，是在重钢最早的文化中心——中山堂演出的。邱带荣说：“厂里的先进分子和劳模被组织起来听交响乐，从来没听过，根本听不懂，也不喜欢。上面也怕大家出洋相，就组织一些有文化的，对交响乐的规矩懂一点的，坐在前排，一曲演完，他们鼓掌，后面的工人都在打瞌睡，前几排的掌声把他们吵醒之后，马上跟着鼓掌。但有些工人实在不想听了，就想提前开溜，但刚要起身，马上就遭站在过道里的干部拦回去：‘不准走！坐回去！’在场子外面，还有好多听得懂交响乐的人，进不去。比如别个设计室那些有文化的，但出身不好，要不到票。这就喜剧了，听个交响乐，外面的想进去，里面的想出来，但都不得行！”

文革时在中国非常火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1958年首次访华巡演时来重庆，在大礼堂演了，就直奔产业工人的大本营重钢给工人演出。

名角

国内从首都和各地来的名角大腕，只要到重庆，必来重钢秀一场，当然，有的是来“走转改”。1961年中央乐团指挥家、中国合唱第一棒严良坤、钢琴家刘诗昆、小提琴家盛中国到重庆演三场，其中有重钢一场，他们住在钢花招待所。许宏祓说：“盛中国一直拿着他的小提琴，谁都不能摸。市歌舞团的指挥陈楠、高云桥，跟着严良坤学，高跟严关系好，风格很像。”李平敏记得，“严良坤指挥的《黑龙江的波涛》，我叫严老师给我五线谱，他就给我了，没人看得懂，我还把它翻成了简谱。”

1952年的一天，许宏祓看到一辆大卡车拉着一车人甩到重钢，他一看，差点亮瞎眼，全是川剧名角：周慕莲、陈书舫、张德成、周企何、周裕祥、袁玉堃……“他们背着行李到重钢来改造思想。他们不是我们请来的，当时除了重庆的文工团、话剧团，是革命的队伍，其他川剧、越剧、京剧团的人，都是他们自己来的。”

当时重钢已经住不下了，大渡口还没有，被称作江边大楼的招待所，重庆文艺界的老革命殷白正带着重庆市话剧团住在那儿了，正在创作《40年的愿望》，就是成渝铁路那点事儿，因为成渝线第一根钢轨，就是重钢生产的。

许宏祓说：“重钢已经没地方住了，军代表听说川剧团又来人了，就说，叫他们回去。我找到军代表夫人，她是宣传部长，就安排了。名角们一边劳动，干些打杂的活，一边改造，一边演出，当时还没有钢花，就在中山堂给工人演《秋江》、《柜中缘》。”

重钢工会宣教科文艺干事雷长生，是被誉为“川剧小生泰斗”的原重庆市川剧院名誉院长袁玉堃的关门弟子，他说：“后来有一年我听袁老师说，我还到你们重钢下放过的。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再不要让我们去睡长板凳了。由于没有住的地方，他们就睡长板凳。袁老师说，他在台上演出的时候，都盯到他睡的那根长板凳。”

许宏祓还记得，厉家班的人也全来了。“1951年重庆国庆大游行，有一个文艺大军的队列，重钢的人走在前面。厉家班的厉慧福是唱花脸的，力气大，就代表重钢，举着旗帜走在最前边。”

侯宝林也来重钢说过相声，有一次演中午场，他说完一段，大家都不肯走，一起鼓掌要他再来一个，他很机灵，伸出手指，指指自己的手表，意思是，你们马上就要上班了。大家才散了。

1960年国歌词作者田汉和夫人、《渔光曲》词作者安娥来到重钢。许宏祓回忆：“他拄着一根拐杖，给我们介绍他的夫人安娥。他是3月7号到的，头天晚上我们艺术团有一场庆祝三八节的专场，他遗憾没有看到，所以他后来给我们题的诗中才有一句‘憾不钢花歌舞夜’。这个题诗我们装裱以后挂在领导休息室，文革时不见了。”

当天田汉来到钢花电影院，先在小休息室听了重钢艺术团的演员唱清音，后来转到三楼美术组，许宏祓正在那里，“我们拿起宣纸请他题字，建议他写原来的诗，他没有。他看见一桌照片，是我们准备出劳模光荣榜墙报的，里面有耐火厂的周德淑，是四川省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当时被评为厂里的女工光荣称号‘巧姑娘’。他还问你们有什么杂志没有？我们就拿出了《钢花》杂志给他看。当天下了雨的，最后，他提笔把这些都写进去了：‘淡云微雨访重钢，钢水奔流赛两江。憾不钢花歌舞夜，高楼同听巧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