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人住的"房"是咋演化来的 古楼古桥带你穿越数千年

　　重庆湖广会馆 本组图片由《重庆古建筑》编著者供图

　　重庆两路口靠崖吊脚楼

　　云阳张飞庙

　　杜宜清庄园大碉楼

　　商报记者 刘晓娜

　　重庆古建筑风格是如何一步步演化而来？吸收了哪些外来文化的影响？“穿越”到明清、唐宋，你能看到怎样不同的重庆城？近日，由重庆大学陈蔚、胡斌等编著的《重庆古建筑》正式出版，以上问题都能得到答案。

　　书中收纳的约300张古建筑照片、300张古建筑测绘图纸，可以一窥重庆几千年的城镇建筑发展。古院落、古桥、古会馆、古寺庙……各类建筑都在书中有详细解释。

　　据介绍，该书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是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汇集了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师生十余年来田野调查、古建筑测绘相关研究所得以及重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成果，是首部对重庆地区古建筑发展史以及文物遗存进行全面阐述与汇总的研究性论著。

　　建筑风格如何发展而来？ 宋代商贸活动催生店宅式民居

　　书中介绍，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溪文化遗存中，房屋建筑遗迹已经比较普遍，并存在着多种住居和房屋形式。到大溪文化晚期，干阑式建筑（注：一种下部架空的居住建筑）在长江三峡地区已经十分流行。

　　到汉代中后期，重庆地区建筑类型已经十分丰富多样，出现了“官署、民居、庄园、高台楼阁、阙、祠堂、戏楼、说书场、牢房”等。相对完整的中原合院建筑形态出现在重庆地区。

　　到唐代中后期，合院型民居已经成为重庆地区城镇居住建筑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干阑式建筑分布虽然很广，但从文化角度逐渐被边缘化，被看作重庆周边边远山区蛮族及僚人的主要居住习俗。

　　宋代经济贸易的发展使重庆民居形式更加丰富，商贸活动的放开使城镇沿街联排“店宅式”居住建筑开始出现，有“上店下宅”“前店后宅”。重庆城在彭大雅筑城之时，在通远门一带已经有大量这样的住宅。

　　明清时期，是巴渝建筑风格形成的重要阶段。在建筑风格上，以大挑梁、木构架、夹皮白粉墙及小青瓦为基本特征。同时，明代以后，由于制砖业发展，更多城镇采用砖建城墙及房屋。清代以后，移民带来的不同建筑文化也为本地建筑技术注入新鲜血液，封火山墙在城镇建筑中得到普遍应用，“嵌瓷”等南方技艺被引入，“抱厅”的做法与本地合院建筑形态相结合。

　　“湖广填四川”带来多少会馆？ 巴蜀地区总量保守估计5000所

　　会馆，是由寓居外地的移民以地方乡缘和业缘为纽带自发组织建筑的管所。明清时期的会馆，在重庆古建筑中极具代表性。《重庆古建筑》一书也作了详细介绍。

　　书中介绍，重庆地区会馆的修建从明代后期开始。清代中期，随着“湖广填四川”等外省移民在巴蜀各地扎根，经济力量逐步积蓄，移民会馆也大量集中性修建起来。以重庆主城为例，著名的八省会馆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清代巴蜀地区会馆的总量保守估计应该在5000所以上，在全国都居于前列。

　　同时，与其他地区会馆多集中在大城市和重要的商贸口岸城镇不同，明清巴蜀地区会馆分布不仅遍布境内90%以上的城市和城镇，各地方场镇也大量兴修会馆。当时的重庆下属1495个乡镇中很多都有会馆的记载或者存在，它们常以“九宫八庙”泛指。比如，江津白沙镇建有禹王宫、南华宫、天后宫等。

　　来自五方的移民争相建立自己的会馆，引入自己的同籍先贤、申领作为护佑。由于各地移民中湖广籍的占了约60%，所以巴蜀境内的同乡会馆中，禹王宫数量也最多，占会馆总数的34%。

　　重庆有多少座古碉楼？ 大约300多处涪陵大顺乡最多

　　说起碉楼，可能很多人能够想起的是藏族高碉或广东开平碉楼。其实，在重庆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碉楼。

　　该书中介绍，明清大量移民入川，彼此争斗不断，再加上白莲教起义引起的战事，至清末，重庆各地寨堡、碉楼民居比比皆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重庆各地还有古碉楼不下300处，分布在涪陵、石柱、万州、合川、南川等地的广大乡镇。其中，涪陵大顺乡境内保存完好的碉楼民居计108座，数量居首。

　　重庆城经历四次筑城

　　汉代渝中半岛就有村庄街市

　　历史上，重庆城经历了四次筑城。每一个时期的重庆城都是什么模样？该书综合整理了大量史料、文献，大致梳理出历代重庆城的范围和样貌。

　　秦汉时期

　　秦灭巴后，秦军统帅张仪筑城，这是文献记载的江洲筑城之始，但是确切位置、规模和形制均已失考。根据秦制，城内应以布置行政管理机构为主，居民散居城外。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推测，汉代，在今江北刘家台、相国寺，渝中两江半岛，南岸涂山脚下一带都已出现村庄街市。由于两江半岛占据交通优势，市井贸易以半岛地区发展迅速，依山建成的做法日渐成形。“北府”和“南城”之间以舟船相联系。

　　三国蜀汉

　　第二次筑城发生在三国蜀汉建兴四年，当时的江洲都护李严在旧城基础上筑“江洲大城”，将三面环水的渝中半岛作为重点发展区域，加强了佛图关的防御措施。其范围，南线大致相当于今朝天门以南起沿江至南纪门，北线约在今渝中区大梁子、人民公园、较场口一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李严还设想把渝中区鹅项颈凿断，沟通两江水，使江洲城成为易守难攻的孤岛，后因诸葛亮不许而未果。

　　南宋时期

　　第三次筑城发生在抗蒙战争日趋白热化的南宋嘉熙二年，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重庆知府彭大雅全面改李严旧城土墙为砖石墙，城垣西移北拓至今通远门、临江门一带，城址范围较李严旧城扩大了近两倍，城市三面临江，山脊线以北的七星岗区域已筑入城内。宋代也是我国城市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商业性街巷空间开始形成。重庆城内已形成“六街三市”，沿江地带结合水运开始形成专业街市，朝天门至储奇门沿江一带，是繁华闹市。

　　明朝时期

　　第四次筑城是在明洪武六年，重庆府指挥使戴鼎在宋代旧城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规范、加固和拓展。城垣范围扩大至由东至西约4公里，由南向北约1.5公里，围合城墙周长达到7722.3米。沿江一带商业性用房鳞次栉比。同时，将前朝不断开辟的城墙归纳，形成“九开八闭”17道城门。明代中期以后，随着长江、嘉陵江航运的发展，重庆城以北，嘉陵江北岸原江洲城旧址逐渐发展成一个较大的集镇，称江北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