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探索 重庆商业“四放开”推进市场化改革

　　江北区一超市，工作人员正在理货。记者 张锦辉 摄

　　1991年8月14日《重庆日报》1版消息，推广重庆“四放开”经验。

　　核心提示

　　今年5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报，对2017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予以督查激励。其中，重庆因“推进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等，获国务院“点赞”。

　　事实上，重庆探索内贸流通领域改革获国务院“点赞”并非首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场由重庆巴县青木关（现沙坪坝区青木关镇）供销社发起的商业改革悄然进行，并迅速蔓延至全市。这场改革，便是在国（营）合（作社）商业企业推行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改革。

　　“重庆的商业‘四放开’改革，受到了国务院的肯定。1991年11月，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和商业部，把‘全国搞好国合商业座谈会’放在重庆召开，向全国推广这一改革经验。”时任重庆日报社记者王俭丰见证并记录了此次会议，他回忆说，会议召开后，“四放开”之风便吹向全国，拉开了我国第二次流通体制改革的序幕，在中国商业改革开放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闯“禁区”自救

　　青木关供销社初试“三放开”

　　199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巴县青木关区供销社的三个职工一起乘车前往朝天门交易市场，干一件“大事”：偷偷去交易市场进点货，拿回来自行定价销售。

　　上世纪80、90年代，国合商业有着严格的规定：指定渠道进货，指定价格销售，指定范围经营，不得越雷池半步。青木关供销社为何要冒这个险？

　　“在那个年代，凭票供应体制逐步取消。大批个体户兴起，靠着灵活的渠道和定价抢夺市场，同样的货，国合商店卖10块，个体户就卖8元。很快，曾经凭借‘垄断地位’风光无限的国合商店普遍出现亏损，经营十分困难。”王俭丰说。

　　这种困难，同样出现在青木关供销社。1989年，该供销社盘点发现，全社职工累死累活干下来，全年仅赚了3400元。而到了1990年6月年中盘点时，不仅利润没有了，还亏损了3.42万元。

　　怎么办？几天后，3个采购员大清早便揣着从各个门市一点点汇集起来的几千元现金，搭车直奔朝天门。这次，他们进了3000元的货，除一点日用小百货外，其余全是书包。

　　第二天，恰逢赶集，村民们发现了一个新现象:个体摊上有的新款书包，供销社柜台上也有，还便宜两元。两天后，进的书包全部卖罄。职工们算了笔账：一个书包进价9元、10元，售出价最高的15.5元，一进一出，平均毛利率达到30%多。更重要的是，流失的顾客又回到了供销社柜台前。

　　效果显现，供销社决定放手一搏。他们偷偷去交易市场购进书包、衣物、布料、小百货、副食品等，自行定价、分配。为了防止吃回扣、做假账，他们还摸索出高效进货的办法：一人选货，一人记账付款，一人看守货物，然后三人在“白条”上签字画押，财务人员凭此做账。

　　供销社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很快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一次我去当时的市财办企业宣传科采访，听到他们谈论这个事情。”王俭丰说，他立即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题材，于是前往青木关一探究竟。

　　在青木关供销社，王俭丰看到，与其它供销社死气沉沉的景象不同，这里的每一个员工都干得热火朝天，顾客也是门庭若市，“将进货渠道、价格、分配‘三放开’，我当时就感觉这种模式将成为未来所有商业要走的路。”

　　胆子大一些，步伐快一点

　　“三放开”尝试变为“四放开”试点

　　好的经验总是一传十，十传百。青木关供销社“不守规矩”的做法，很快就被周边的供销社知晓。有的供销社选择了效仿。

　　“‘三放开’的阵仗越搞越大。”王俭丰说，这使巴县县政府的领导坐不住了。

　　1990年9月，在全市财贸会上，原巴县副县长牟启源首次向市财贸办公室汇报了由青木关供销社发起的“三放开”尝试，在会场引起不小震动。

　　“赞成，反对，两种意见都有。”王俭丰也在会场，他回忆说，当时在主席台中间就坐的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张文彬没有表态。会议结束后，张文彬却通过秘书悄悄给青木关供销社带了个口信：“胆子大一些，步伐快一点。”

　　过后没多久，张文彬就带队赴沿海经济特区考察学习去了。一路走过广州、深圳、珠海……沿海在改革开放下取得飞速发展，令重庆考察团成员大开眼界，新思想也逐渐涌上心头。

　　在最后一站厦门召开的总结会上，张文彬说：“沿海的经验是放得开、搞得活，因而发展快、变化大。”会议结合沿海地区和内陆腹地的实际情况，把青木关供销社创造的进货渠道、价格、分配“三放开”补充完善为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放开”。

　　1991年1月，全市财贸工作会决定：重庆国合商业实行“四放开”，11家从全市遴选出来的企业率先试点，充当改革先锋。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四放开”试点三个月向全市推广

　　“四放开”试点消息犹如平湖投石，让各种议论、矛盾冲突蜂拥而至。

　　有的商业部门领导怕出乱子，怕担风险，不敢前进一步；有的区县长思前想后，犹豫不决；有的部门指责这是“越轨”“侵权”，要求马上“纠偏”……

　　但大多数国合商业企业却看到了希望，大胆尝试——

　　南坪商业大楼及时调整经营方针，适时对批发经营结构进行了调整，扩大家电，发展针纺、钟表、百货，缩小五金，砍掉副食和小食品，形成了以家电为龙头的批发经营体系，大大提高了效益；

　　市五金机械批发公司也体会到解开绳索放开手脚的感觉。一位教师看见该公司门市部出售的阿里斯顿冰箱不错，但价格与其他商场相差不大，有些犹豫。门市家电部主任得知其购买数量较大，当即表示，每台还可以下浮30元。顾客很高兴，一下买走了5台。

　　当年一季度，11户国合商业企业销售平均增长31%，利润平均增长46%，上交利税平均增长41%，大大高于其他同类企业。

　　1991年4月以后，“四放开”从试点阶段向全市全面铺开。

　　好成绩“炸响”全国

　　“四放开”改革星火燎原

　　到1991年秋季，经过多方努力，重庆推行“四放开”的国合商业企业已经达到80%。

　　统计数据表明，这些企业经过“四放开”改革，企业销售、利润、上交利税、职工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平均上升了37.7%、40%、28%和16%。

　　“重庆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当时在全国都‘炸开’了。”王俭丰说，“四放开”推进不到一年，全国有300多批、近4000人前来重庆取经；国家体改委和商业部也派人进行考察，充分肯定重庆的做法，认为此举为全国商业改革带了一个好头，推动了商业改革向纵深发展。

　　很快，重庆“四放开”的改革举措，犹如星星之火燃遍大江南北。

　　为推广重庆“四放开”经验，1991年11月，国家体改委和商业部把“全国搞好国合商业座谈会”放在重庆召开，会议由商业部部长胡平主持。

　　会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说，“重庆能够把‘四放开’率先在四川打响，在全国也能够放上一炮，使全国的商业改革有所突破，就是立了一大功。尤其是在没有路的情况下，重庆走出了一条路，这对全国的改革是一大贡献！”

　　“顿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王俭丰说，会后胡平还即兴题词——“首开贾苑一枝花，迎来神州春满园”，以此盛赞由重庆发起的“四放开”改革。

　　“四放开”为重庆商贸业大发展提供动力

　　“‘四放开’这项改革成功经验在于，把企业推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繁荣了市场，是一次思想观念的大解放，这也为此后一系列的商贸流通领域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市商务委规划发展处副处长蒋晓兵说，“四放开”之后，一场更为深刻的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在重庆商业领域展开。

　　虽然“四放开”改革冲破了传统流通体制的束缚，开启了国有商业走向市场、搞活经营、竞争发展的新局面，然而，国有商贸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机制仍然僵化，与民营、个体等市场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处于弱势，2/3以上的企业亏损，职工收入下降。

　　1997年，全市全面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国有商贸企业改革，通过资产重组、出让、兼并、破产、解体等改革方式，将原市属60多家企业整合组建成商社集团、商投集团、港务物流集团、粮食集团等；原区县属1300家企业，除石油、粮食企业整合上划外，其它基本上改为了民营企业……

　　“整整历经10年，全市1300多家国有商贸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才基本完成。应当说，这次改革是最彻底、最成功的，是一项高度市场化的改革。”蒋晓兵回忆。

　　经过两个阶段的改革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庆商贸经营管理体制机制逐渐完善，市场主体活力得到大释放。从2008年起，重庆商贸服务业迈入大发展阶段：

　　由中央商务区、区县城市核心商圈和城市社区及乡镇便民商圈组成的三级商圈体系初步形成，全市零售额百亿级商圈达12个；

　　三级商品交易市场体系基本完善，包括都市区建设一级农产品、生产资料、工业消费品等商品交易市场，区县建设二级商品交易市场，乡镇建设规范化的三级农贸市场或特色专业市场；

　　特色商业发展亮点凸显，会展产业集群初具规模，特色商业街区、美食街区、特色夜市等加快建设，星级酒店、星级农家乐和经济型酒店、乡村酒店等兴起，逐步满足了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而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商贸市场主体的改革和发展，重庆逐步形成了以民营商贸企业为主体、国有商贸企业集团为骨干、外资商贸企业为补充的商贸流通主体新格局，各类流通主体竞相发展，市场繁荣。

　　“相比其它产业，重庆商贸服务业的改革始终走在前列，可以说，是改得最早、放得最开、市场竞争最充分的产业。”蒋晓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