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掌故丨铜元局“地如其名”，重庆最早的铸币机构就在这
看名字，铜元局就是个有钱的地方。
事实上，这也确实是一个有钱的地方。重庆地区最早的，也是当年唯一的铸币机构——铜元局就设在这里。
清末民初，铜元局是各路军阀必须占领的地方，哪怕是打败了撤离重庆，铜元局也列在必抢清单的首位。仅仅在1923年这一年中，黔军周西成师（后来的贵州省长），就前后抢了铜元局三次（7月14日、8月21日和9月4日）。
△这里就是苏家坝立交，铜元局就在旁边不远处，现在这里是著名的网红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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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元局由来
铜元局是1905年以后才有的名字，此前一直叫苏家坝。现在，菜园坝大桥南桥头的地名，就还是叫苏家坝。严格地说，铜元局应该算是苏家坝的临江部分。
早在1890年，即重庆正式开埠的前一年，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美孚公司，就在苏家坝建造货栈——所谓货栈，小一点的现在叫库房，大一点的叫物流园。这应该算是南岸区最早的外资公司之一吧。
铜元局，顾名思义，是造铜元的地方。 有些文章说，重庆铜元局是四川最早造铜元的地方，这是胡说八道。
1896年，成都成立了个银元局，开始造银元。1903年，银元局内新设“四川铜元局”，开始造铜元。1905年，两局合并成四川银铜元总局，后来改为成都造币厂。所以，重庆铜元局，只能算当时四川的第二个铜元局。
成都版的铜元，产量非常大，在相当时期内，是川渝两地主要流通的铜元，从1903年到1911年，四川铜元局共铸造了7亿多枚铜元。这期间，重庆铜元局还没有开工呢。
那么，既然成都已经有了一个铜元局，为什么还要在重庆新设一个呢？
简单说，重庆铜元局其实不是政府搞的，而是一家企业办的，这家企业就是大名鼎鼎的“川汉铁路公司”。
1904年1月，这家间接埋葬了清政府的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说间接埋葬，是因川汉铁路导致的保路运动席卷全川，清廷调动5营武昌新军赴川镇压，武昌空虚，起义由此爆发。
公司成立后，大家一测算，修一条从成都到汉口的铁路，需要5000万两白银之巨。
钱不够，怎么办？当时的川督锡良真聪明，把脑袋一拍，在“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和官本之股”外，另想出了个“公利之股”的招数：把募集来的股本金，再去投资，投资收益（即公利）充做新的股本。
“该公司又请在重庆府城试铸铜元，拨其余利，充作公司股本”——重庆铜元局，就这样诞生了。
锡良们很会算账，计划把股本100万两，存入当铺、盐局，再借出来150万两，开办重庆铜元局。这个新办的铜元局，产权属于铁路公司。但最后开办的时候，实际只拿出了80万两（一说累计花了180万两），而且是直接从股本金里面划拨的。
为了给川汉铁路凑钱，而且坚决不能要外资介入——早在1888年，就有英法资本表态，愿意出资修建川汉铁路——激进的爱国者们绞尽了脑汁，除了办印钞厂（铜元局）这个最赚钱的生意，还先后把川汉铁路公司的股本金，存入上海、武汉数家钱庄拿高息。
最了不得的是，还划出了85.2万两银子，去上海炒股，买了当时著名的骗子股票——马来西亚的兰格志橡胶园股票。
最后的投资结果是：存在上海钱庄里面的钱，因1911年上海股灾，亏损200万两以上，加上炒股、办铜元局等亏损，整个“公利之股”，共亏损超过300万元。
讲个插曲小故事。这堆不值钱的兰格志股票，在1911年底，被在上海的四川革命党人拿去，在日本人那里抵押了25万大洋，全数购买军火，组建了一支蜀军打回四川——即后来著名的川军第五师。而存在武汉钱庄的钱，后来，被在川军内战中赶出四川的杨森，取出来做了东山再起的本钱。
△铜元局老厂房，最合适做成重庆开埠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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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元和银元
1905年，建设铜元局的资金就全部到位，但直到1913年，民国都成立两年了，铜元局才正式投产。
本来还想靠这个铜元局，为川汉铁路挣点钱，哪晓得，等清政府都垮杆了，这铜元局还没有开工，效率实在太低了点。
当然，何止铜元局，就是川汉铁路，也是效率低下的样本。集全川之力，募集了2337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近一半股份是强制全川百姓入股，即“抽租之股”），但是，从1904年到1911年，整整7年时间，只修了十几公里运料的铁路，真不知道这帮人一天在干什么（据说川汉铁路公司的高管们，都挣了不少钱）。
从现有资料看，自1905年从苏家坝购得200亩土地，用于修造铜元局后，工作进展就一直缓慢，仅仅去上海订购机器，签约就花了两年之久——这真是标准的“慢生活”。
两年时间，订购了英式和德式设备各一套。与之配套，在苏家坝江边，分别修了德厂和英厂，用于放置德式和英式设备，但是，花巨资购买来的英式设备，一直没有开封使用。德国设备安装好后，又因为原料铜未能大批量解决，以至于“仍不能正常生产”。
据曾任铜元局公务科科长的傅友周回忆，如果英厂、德厂日夜开班， 可日产铜元30万枚、银元8—10万枚。真如此，可谓财源滚滚呀。
△早期的大清铜元，一枚面值为当制钱十文。
铜元的学名叫“大清铜币”，是当时银元的辅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角”。一枚铜元面值不定，当初才出来的时候，视重量不同，分别“当20”、“当10”、“当5”和“当2”。就是说，一枚铜元，可以分别当20、10、5和2枚制钱（民间叫毛钱）用。
大清铜币是1900年从广东开始铸造的。1903年，四川铜元局学习广东经验，也铸造铜币。这个时候的铜元非常值钱，原定一块银元的官方兑换价是一百当10铜元（即1000文制钱，也就是民间说的一串、一吊钱），事实上，成渝两地在1903年底，一块银元只能兑换80、90枚当10铜元。到宣统年间（1909——1911），铜元开始贬值，但是一块银元也能兑换120枚左右的当10铜元。
铸造铜元能挣钱，因为铜元里面的铜含量并非十足。 在重庆铜元局开办的时候，每100枚铜元的成本，只需要3钱2分多一点的银子，就可以兑换整整一块银元，利润空间非常大。国家规定紫铜95%、铅5%，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紫铜能够到70%都已经是上好的铜元了（也就是说，价值一块银元的100枚铜元，其成本，只需要2钱银子左右）。
重庆铜元局的铜币，一开始就是按照70%的铜，30%的铅铸造的，利润也不低了。到后来，这个比例都保不住，铜含量经常只有60%甚至50%，铜的质量也每况愈下。
铜元局才开始的时候，还比较规矩，用进口的英国紫铜，再改用日本铜，后来又改为云南东川铜，最后，干脆用品质最低的云南昭通铜——铜元局用的这些铜，相当时间都是重庆聚兴诚银行独家代购，这家四川当时最大的民营银行，靠此单大业务，挣了不少银子。
△当200的面值，这是成都出品的铜元，民国期间通货膨胀时期的货币。
铜元面值呢，也越来越大。
从最高当20，很快就推出新产品当50、当100——这其实就是通货膨胀。1920年代初期，黔军袁祖铭部盘踞重庆时，就把市场上收回来的小制钱，以及当10、当20、当50、当100的铜元，全部统统改铸成面值当200的大铜元，挣了不少黑心钱。
那时，银元和铜元的比值，也快速贬值到一块银元换10多千文，也就是1比1万多，最恐怖的时候，这个比值达到1比3万多，相当于一块银元可以兑换当200的铜元150枚以上，货币贬值30倍以上。
铜元局也铸过银元。1920年左右，应重庆商会的要求，为重庆各商帮铸造过大约100万元银元。当时，成都造币厂也在铸造银元，但是需要重庆这边把白银运过去，一来一往运费不低，加上成都那边政局不稳，一帮军阀在成都打来打去，天晓得你运去的银元还运得回来不？
而重庆，有很多老外，所以军阀们不太敢在重庆大打出手，重庆政局相对稳定——所以，重庆商会干脆就委托铜元局加工银元。
3
你争我夺铜元局
铜元局既然是一块大肥肉，必然就你争我夺。
每一任局长，来头都大得不得了。几乎当时所有的大佬，都把手伸进了铜元局。梳理一下几任局长，可以看出端倪。
1912年，民国元年，铜元局开业在即。北洋政府把重庆铜元局收归国有，叫做“财政部重庆铜元局”，但事实上，除了少数年份，铜元局一直掌握在地方当权派手里。
比如民国时期首任局长李哲夫，就是当时四川都督胡景伊的兄弟伙。第二任局长，干脆是当过几天四川都督的蒲殿俊（还担任过北洋政府内政部次长）的兄弟蒲季和。
第三任局长吴明远，又是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吴鼎昌的兄弟。吴鼎昌可以称作是袁世凯的金融管家，又是大公报的社长，影响力巨大。此君后来投靠老蒋，任贵州省省长、国民政府文官长，妥妥的正部级。他的兄弟掌管了铜元局两年。
这两年，吴兄弟发财发得不爱不爱的，两年时间，铜元局亏损40多万两银子，据说仅仅是他娃打牌就输了十多万两。
1917年到1920年期间，四川督军国民党人熊克武派他哥哥熊屿帆来当局长。这个熊大哥比较靠谱，这期间铜元局扭亏为盈。前面讲的为重庆商会铸100万银元的事情，就发生在他任上。这一单业务，就挣了7、8万大洋。
1920年到1926年期间，重庆大部分时间被黔军盘踞。穷慌了的黔军，怎么可能放过铜元局这只肥羊，于是，铜元局成了他们敛财的工具。每天开足马力，拼命铸造当200的大铜元，盘剥我大重庆的无辜人民——那时，铜元是老百姓日常流通的主要货币，银元则很少在市面上流通。所以，改大面值，等于是直接抢老百姓的钱。
在相当一段时间，由于市面上的小面值铜元都被军阀们搜刮了，满街都只有当200的铜元，找补不开，老百姓购物很不方便。
大家只好把当200的大铜元，用剪刀对剖再对剖，一分为四，每个四分之一算“当50”面额。问题来了，这个对剖后的铜元，边角很锐利，动不动就挂坏衣服、划伤皮肤，惹得民间怨声载道。
1926年，刘湘赶跑黔军袁祖铭，进驻重庆。从此，直到抗战，重庆进入刘湘时代。
刘湘委派心腹大将，也是他读军校时的老师王陵基来当铜元局局长。王局长只会打仗，不会经营，两年亏了45万大洋。只好找有理财高手之称的刘航琛来帮忙。
刘航琛确实聪明，他不铸大铜元了，而是改小。面值不变，还是“当200”，但是用一个大铜元改铸两个小的“当200”铜元——同样重量的铜，却可以多出产一倍的铜元。这招确实狠！
好在刘航琛接手的时候，给王陵基先打了招呼：给我一年时间，保证扭亏为盈。但是，到时请你王局长一定辞职，铜元局也不要搞了——兄弟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果然，一年后，刘航琛帮王局长挣了54万大洋，填补掉亏损的45万，还挣了9万。刘航琛要求王陵基履约辞职，已经调到万县当川东绥靖司令的王陵基欣然从命。
刘航琛深知铜元局乱铸铜元的弊端。在受命担任刘湘的财政处长后，力劝刘湘关闭铜元局。
1930年，铜元局改为刘湘21军的子弹厂。从此不再铸币。
但是，铜元局这个名字，却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原标题：铜元局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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