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丨“狱中八条”是200烈士最后嘱托，《红岩》作者从渣滓洞越狱带出
重庆党史微公号消息，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特别讲到“狱中八条”，高度肯定其现实镜鉴意义。“狱中八条”的具体内容是哪些？它是如何形成、发现和传播的？
要弄清楚“狱中八条”这些疑问，还得从罗广斌在重庆解放后向党组织提交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说起。
《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收藏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01
烈士们牺牲前叮咛可能活着出去的同志，把他们最后的嘱托报告给党
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1948年9月在成都家中被捕，押解到重庆，随后戴着脚镣关进渣滓洞监狱楼上七室。楼七室是隔离室，专关态度“顽固”不守监规的犯人，管理更加严格，平时不准放风。楼七室里有一位罗广斌认识的囚犯张国维。张国维，湖北汉川人，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1939年入党，被捕前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互相很熟悉。乘特务看守不注意，两人悄悄交谈。张国维十分冷静地分析罗广斌的情况。罗广斌出身于一个有特殊背景的权贵之家。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任第七编练司令官，手握重兵，驻扎四川，是当时四川境内最大的武装集团首领，并与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有交情。基于此，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从此罗广斌肩负着这项特殊的任务，作了一个有心人。他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留心观察，设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积累资料。同志们对他也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提供情况和意见。有时候还能三三两两地进行小型讨论。1949年元月17日，是江姐丈夫彭咏梧在武装起义前线牺牲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监狱各囚室的难友纷纷采用各种形式慰问女囚室里的江姐。江姐的回报是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各囚室先后分别进行了讨论。这对提高狱中同志的斗争意志和思想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关在楼下平二室。在这里，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被捕前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王朴（被捕前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陈然（被捕前任《挺进报》特支委员）等进一步结成生死患难之交，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白公馆监狱实际存在一个没有名称的党的秘密领导小组，成员有许晓轩、谭沈明、周从化、刘国鋕。主要领导人许晓轩、谭沈明已坐牢十年，从贵州息烽监狱到渣滓洞到白公馆，多次与罗世文、车耀先关在一起。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刻苦学习，有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罗广斌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从10月底到“11．27”之夜，在公开和秘密的大屠杀中，两座监狱的绝大部分同志均已壮烈牺牲。就在“11．27”子夜，当渣滓洞的屠杀火焰还在燃烧之际，在白公馆的罗广斌带领尚未被杀的十多位难友，乘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突围，冲出牢笼，蛰伏乡间，三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罗广斌终于活出来，得以向党报告烈士们的最后嘱托。
罗广斌
02
罗广斌奋笔疾书，在重庆解放后第25天，把一份报告送交中共重庆市委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日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各个监狱脱险的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罗广斌前往报到，并参加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他既享受迎来解放的欢乐又深深沉浸于对死难同志的悲悼之中。
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他每天晚间趴在地铺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以后条件改善，才有了办公桌可供写作。到12月25日，大屠杀后的第28天，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的这份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写成，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这份报告如今只剩残件15页，有2万多字。按原报告所分小标题，为七个部分，现在只存第一、二、三、七等四个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第五、六两部则已完全迷失。估计全件当在3万字以上。但仅就现在可以读到的部分，已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
狱中意见原件
03
《报告》七个部分的小标题和主要内容
一、“案情发展” 。讲的是由《挺进报》改变发行方式引发的川东党组织被大破坏的经过。《挺进报》是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油印小报），1947年7月创刊。开始主要在党内和进步群众中发行。1948年初春以后，作为“政策攻心”的手段，重点发向敌党政军警宪特和有关社会单位，引起敌人警觉。敌人派“红旗”特务接近进步人士和进步社团，侦察到《挺进报》的发行线索和地下党领导人的行踪，抓住了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两人相继叛变。加之有的同志丧失警惕，工作失误，造成川东党组织的一次大破坏，并且影响川康，波及宁沪杭，造成135人（另有宁沪杭地区8人）被捕，其中县以上干部40人。除8人叛变，少数人经营救和突围脱险外，绝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损失十分惨重。大破坏被捕者大都陆续关进渣滓洞、白公馆。他们是当事人，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比较准确。
二、“叛徒群像” 。着重揭露原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原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原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原重庆城中心区委书记李文祥等几个领导干部的叛变罪行，剖析他们平时言行中反映出人生观上存在的问题和叛变时的心理状态，说明他们虽然职务较高，资格较老，有过功劳，但在关键时刻叛变不是偶然的。
三、“狱中情形” 。简略叙述了两座监狱的由来和狱中斗争的情况。对渣滓洞，重点汇报“狱中追悼会”（全体囚犯公祭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的原新四军战士龙光章）、“新年大联欢”（即一般说的“春节大联欢”，《报告》中写的是新年大联欢）“慰问江姐”等几场斗争。对白公馆，则重点汇报了“狱中学习”、编写“《挺进报》白宫版”、“争取特务看守”和“准备暴动突围”等几场斗争。《报告》说：“到最后（指暴动计划未成，大屠杀开始），已经面临死亡的考验了。老谭（谭沈明）提出以前罗世文死的时候脸色都没有变。于是（领导小组）要求（共产党员）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结果，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倔强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声一直不停地在枪声弹雨下响着。牢狱锻炼得每个同志——党员和非党员成为坚强的战士。”
这几场惊心动魄的狱中斗争，充分显示了在监狱这个特殊环境里革命志士们集体的坚强意志和战斗精神，在监狱斗争史上放射出异样的光彩，占有突出的地位。通过《红岩》《烈火中永生》《红岩魂》等书籍、电影和展览的描绘，早已脍灸人口，深人人心。
四、“脱险人物” 。主要介绍两座监狱在大屠杀中突围脱险和在此之前经过各种渠道营救出狱的部分人士。《报告》以严格审视的眼光，有分析地介绍他们的情况和在监狱中的表现，对有的同志给予了高度赞扬。《报告》建议对脱险的党外人士根据情况分别给予安排。另外，也对几个被特务主动释放的特殊“犯人”作了介绍。其中突出的一个叫刘厚总。他就是杀害新四军政委、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叛徒。在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中，他作为新四军军部的副官，与其他少数指战员随项、周突围，转移至安徽泾县边境山区的一个名为蜜蜂洞的山洞中隐藏。3月13日夜，刘厚总开枪打死项英、周子昆，打伤警卫员黄诚，搜刮走他们身上所有财物、武器，骗过住在另一洞中的指战员，跑下山去投降国民党，邀功请赏。但是国民党各级党政军特机关完全不买他的账，不但抄去了他抢劫来的全部黄金、法币、手枪、怀表，而且把他关起来。他到处申诉到处碰壁，1943年被押解到重庆，先关渣滓洞，再进白公馆，当一名“工作修养人”，半囚禁半工作。1949年11月25日，他给政治犯们写了一封信，承认杀害项、周的罪行。同时谈了三点认识：（1）共产党是正确的，全国解放一定会实现；（2）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当时国民党极力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国将打败苏联，并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因为全世界民主力量高涨，足以抑制帝国主义；（3）中国前途是光明的，但自己的罪恶太大，共产党来了一定饶恕不了自己，很想自杀，但缺乏勇气，死不下去，等等。27日下午，他被宣布释放。后来听说，他出狱后走到山洞（地名，离白公馆不很远），被国民党败兵队伍抓住，说他是解放军便衣探子，戳了4刀，丢在路旁。恰逢白公馆监狱看守所长陆景清路过发现，把他拖上吉普车往西北方向“打游击”去了，不知所终，大约死于乱军之中。
“脱险人物”叙述到此，以下便迷失了。
第五、第六两部分已完全迷失 。从全件上下文对照起来看，有可能第五部分为“烈士典型”；第六部分为“特务屠手”。特别是第五部分，如果估计不差则丢失十分可惜。因为直到现在，对一些很优秀的同志在狱中的表现还知之甚少；有的只存姓名，事迹已湮没无闻。
第七部分即“狱中意见”八条 。共两页，约3000多字，则完整地保存下来。“狱中意见”八条是《报告》的核心部分。“狱中八条”就是在此基础上提炼而出。
红岩革命纪念馆内展出的“狱中八条”
04
“狱中八条”的提炼和传播
1989年，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胡康民，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萧泽宽等人提供的线索，几经周折，在重庆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随后他采访了罗广斌生前许多战友，阅读了大量档案，全面了解这份报告后面隐藏的鲜为人知的历史，将报告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概括成今天广为人知的“狱中八条”，并在当年《红岩春秋》杂志“渣滓洞、白公馆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特刊”首次披露。
狱中八条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1996—1997年，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举办的《红岩魂》巡回展览，着力表现了这八条“狱中意见”，在全国各地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1999年，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在北京举办《为了共和国的诞生》展览时，其中“狱中八条” 即受到中央和市委领导重视，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狱中八条”是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份宝贵的党史资料，也是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新时代，“狱中八条”更具有现实意义。
（摘编自《〈狱中意见〉警钟长鸣》）
原标题：大屠杀前200烈士秘留重托，《红岩》作者从死牢越狱带出，解密“狱中八条”的形成和发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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