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丨陈以文父子同牢
牺牲在军统重庆集中营里的烈士，他们中有很多是夫妻、父子、母子、兄妹。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们牺牲了小家的幸福，换来的是崭新的中国。陈以文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陈以文，1923年1月出生于湖北沙市一个小商人家庭。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秋，因皖南事变波及而失去组织关系的陈以文，为了寻找党组织，来到重庆，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理学院，进入化学系。1943年初，他只身到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与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接上了头。皖南事变以后，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决定在国统区暂时停止发展新党员，一般不恢复原有党员的组织关系。以文虽然找到了刘光同志，并没有解决恢复党的关系的问题。但从此以后，他和杜子材同志等在工作上就取得了党的直接领导，根据当时党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工作。
1944年下半年，陈以文和杜子材在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与复旦大学的一批进步同学共同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在当时形势许可的条件下，对国统区的青年，特别是学生，进行宣传教育。
1947年春，陈以文接受组织安排到上川东农村，担任上川东第一工委委员，在达县、梁山、大竹、垫江一带发动农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他在当地民间组织“兰交会”、“山王会”、“姐妹会”的基础上，秘密组织“农民翻身会”，以此开展群众工作，从中发现优秀分子，吸收入党。
1948年12月下旬，因红旗特务的出卖不幸在垫江被捕。在垫江县监狱里，特务专员、敌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等亲自开庭“审讯”甚至施用电刑，追查陈以文的组织关系，但除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外，敌人一无所获。于是把他押送到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旋即又解送渣滓洞楼下五室。
陈以文刚到渣滓洞，难友们就告诉了他父亲曾被捕关押在这里后获释的消息。原来，陈以文同志在下乡之前，曾托好友、重大进步学生宋廉嗣收转他父亲的来信。1947年11月，有不少进步学生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或失踪，当时党组织考虑到宋廉嗣处境比较困难，安排她秘密离开重庆。同学们以为她失踪了，便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敌人也为此大伤脑筋。恰巧她一走，陈以文的父亲从湖北沙市的来信被学校训导长当成共产党的信件没收，予以公布。陈以文是国民党悬赏500大洋捉拿的“要犯”，自然不肯放过这一线索，于是，在沙市中山路二十八号万春花行当店员的陈以文父亲陈仲庭先生被敌人逮捕，关进渣滓洞看守所。敌人最初把陈老先生当成我地下党的联络员，后来发现不是，就要他交出儿子。老人面对敌特，义正词严地说：“我们父子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你们胡乱抓人，父赎子罪，天下哪有这般道理？你们敢把抓我的理由公诸于众吗？更何况我向来最了解自己的儿子，他为人光明正大，他同样是无罪的！”一席话，驳得敌人哑口无言。陈先生爱憎分明，一贯支持儿子的革命工作，在狱中表现很好，他利用敌人对老年人看管较松的方便，为难友们做了很多好事，难友们都很尊敬他，称他为“监狱之父”。后来，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下，老先生于1948年春被释放。
以文知道父亲的情况后，心里不免难过。在他的眼里，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虽然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他为子女们倾注了自己的爱，在当时艰难的环境里，为了养活他们兄妹，他终日奔波。现在，辛勤操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本可安享晚年，却因为自己的原因被捕坐牢，担惊受怕。但是，在这样黑暗的社会里，不知有多少象父亲这样的好人在忍饥挨饿，含冤受屈。只有推翻这黑暗的社会，天下所有的父亲才能得到幸福。他很快从难过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当难友们还在替他难过时，他反过来劝难友们说：“大敌当前，应以革命事业为重，父亲被捕算得了什么，他为革命坐牢是光荣的，只要革命成功，甚至为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
以文在狱中一直很乐观，对胜利充满信心。他经常给难友们讲人民解放战场上的大好形势，鼓舞难友的信心和斗志。
1949年11月14日，陈以文和江姐等30人被敌人秘密杀害于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原标题：陈以文父子同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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