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 | 你知道吗，陪都差点不是重庆
曾经听到有朋友在聊天时自豪得不得了，告诉外地朋友：“我们重庆，在抗战时，是中国唯一的陪都。”
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个真的自豪错了。抗战时期，重庆确实是中国的陪都，而且还在战后被宣布为永久陪都。但是，重庆却并不是唯一的陪都，甚至一开始，陪都并没有考虑重庆。
重庆作为陪都，实在是来之不易。
重庆老照片
最开始，陪都定的西安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渝，宣布国府于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
但是，直到三年后，1940年9月6日，国府才发布命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5日，蒋介石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称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华民国陪都。两年后，1948年1月，国民政府又宣布北平为永久陪都，从而形成了以南京为首都，北平、重庆为陪都的三都局面。不过，北平这个陪都，刚刚当一年，就落入解放军手里，昙花一现，没有多大意义。
事实上，最早的陪都不是重庆，更不是北平，而是西安。早在1932年3月5日，国民政府就明令宣布定西安为陪都。
西安老照片
这是怎么回事呢？故事要从“一二八事变”讲起。
1932年1月28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发生激战，史称“一二八事变”。刚刚下野不久的蒋介石，即于次日复出，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注意，不是委员长。3月18日老蒋才担任委员长），1月30日，国府匆匆宣布迁往洛阳办公。
一二八事变，日本鬼子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视线，掩护3月1日伪满洲国的成立（日本人在内部把这场战争称为“假战争”）。那时，日本人并没有和中国开始全面大战的准备，在日本内部，北进苏联和西进中国内地两套方案还在争论之中。而中方并不了解日军的企图，以为这下要大打特打了。蒋介石到处调兵遣将，同时安排国府跑路，避免被日本人一锅端。
“一二八事变”阵亡将士悼念会
岔一个小故事：一二八事变刚刚打响，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挂帅）“左倾病”发作，居然号召“革命民众”起来，“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号召正在和日本鬼子作战的士兵“杀掉你们的军官”……张闻天还发表文章称19路军将领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抗日军阀”（瞧这个名字，真亏他们怎么想出来的）。这期间，2月4日——3月7日，江西中央红军还奉命发动赣州战役，牵制了原定增援上海的中央军陈诚部。这些左倾行动，导致了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强烈反弹，加紧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个政策是1931年7月蒋介石提出的，但是在918事变后，9月21日，蒋本已表示“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要是这个时候中共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该多好呀）——结果被上海的博古一帮冒失鬼，搞出这档子事儿一搅合，惹得老蒋又高喊“攘外必先安内”，对江西苏区的围剿加大了力度，这也导致了红军的长征。红军长征经过四川，中央势力也随之进入，四川军阀被整编，原来混乱的四川政局得以澄清，这又为重庆成为陪都奠定了基础。世事难料，一饮一啄，都是因果呀。
《朝日新闻》报道国民党迁都
回到正题：话说国府迁到洛阳后，于3月初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决议案》：“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
什么是行都？就是当中央政府遇到麻烦，需要临时换个地方工作，这个地方就是行都（类似行宫的意思）。洛阳这个行都，是临时性的。5月5日，在国联、英美（尤其是美国，这期间，美国人多次对日喊话，坚决反对日本侵华）调解下，加上日本人本来就没有打算扩大战争，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日军撤军，全面恢复一二八前原状。12月，国府搬回南京，洛阳这个行都今后再未提及。
西安就不一样了，那是正儿八经预备当陪都的，连名字都改为西京了。而这个时候的四川，占领重庆的刘湘，正憋足劲甩开膀子痛扁他的幺爸刘文辉，全川乱成一锅粥。
从西安到重庆
据长期在蒋介石侍从室当幕僚的唐纵回忆，当年定都南京的时候，孙中山就发现了南京的局限性：要是打起了外战，这个地方很不安全，容易被敌人逼着签城下之盟。所以，孙中山考虑搞两个首都，一个“海都”，定在南京，一个“陆都”，定在陕西或者甘肃。平时在“海都”办公，打起仗来，尤其是敌人从沿海登陆，政府就可以搬到遥远的西北，继续领导抗战。
1932年4月，国府在洛阳召集全国社会各界人士，开了个“国难会议”。会上，行政院长汪精卫专门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把陪都定在西安。
抄一下汪精卫讲话的原文。汪说：“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早已见到中国若与外国冲突，如中日战争或日美战争时，日本必先攻击我沿海各省，采取抵抗办法，是必须立脚在西北，才能巩固作战之根本，扫荡沿海之敌人。不料日人对华侵略之暴行，即见于今日，我们只有尊奉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遗教，根据着西北，作长期之抵抗”，“用西北作最后之长期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危急的当前困难”。
汪精卫
随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改长安为西京，划定西京辖区、准备建设经费，同时确定西京为直辖市等相关事项，并成立以国民党元老张继为主任的筹委会。
由此可见，从孙中山开始，国民党就一直把西北作为最后的抗日根据地。
西安这个陪都，一陪就是11年。直到1943年，重庆陪都都已经成立3年了，国府才把长安市改为西安市（省辖市），1945年3月，国府训令裁撤西京筹备委员会。
那么，后来为什么把陪都改为重庆呢？
这里面也有历史渊源。蒋委员长早在21年，就给孙中山建议要“粤蜀并重”。其实孙中山对四川，一直也是非常看重的。1918年，国民党人熊克武拿下成都后，孙中山当即任命熊为四川督军，再任命自己的秘书重庆人杨沧白为省长。杨沧白一上任，马上给孙总理开了个名单要人。杨省长也敢开口，名单里面有两员厉害人物，一个是拟任财政厅长的廖仲恺，另一个更不得了，居然姓蒋名中正，拟任四川警察厅长。问题是，孙中山居然也答应了。但是廖仲恺走到半路，收到熊克武部将领的联名反对，只好打道回府——后来，熊克武写回忆文章的时候大喊冤枉，说是杨沧白手下的现任财政厅长刘公潜不想交权，捏造说熊部反对。
廖仲恺画像
廖仲恺没能上任。那么四川警察厅长蒋中正怎么也没有能来呢？这回真是熊克武的人反对了。参加广州起义的老革命但懋辛跑到熊克武耳边打小报告，说蒋中正这个人呀，吃喝嫖赌样样来，品德有问题，建议换成但懋辛的老朋友张群。于是熊打电报给孙中山，反对蒋上任，这下和高高兴兴准备来四川当厅级干部的老蒋结下了叶子（1925年，老蒋在广州给熊克武摆了个鸿门宴，差点把熊杀了）。张群上任后，对自己的老朋友蒋中正心怀愧疚，总觉得是自己撬了蒋的饭碗，就找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大竹人、老同盟会员王子骞借了2000大洋寄给蒋委员长以示歉意——可见，早期的国民党领导，那是真穷呀。
差点当上四川警察厅长的蒋中正，对四川一直念念不忘。1935年，尾随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的中央军站稳脚跟后，3月，老蒋在四川呆了大半个月，在重庆、成都数次发表演讲时，蒋都高调称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甚至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的存在，就是只剩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蒋介石演讲
随着四川军阀内战的结束，随着国民党在四川整顿川政、整理川军的顺利进行，四川的地位渐渐凸显出来。
而同时，西安这边却开始失分。一是红军纷纷汇聚陕北。陪都旁边，要是有这么大一支红色武装，蒋委员长心里怎么也踏实不起来；二是东北军、西北军都没有牢牢掌握在蒋手里，不稳定因素太多。果不其然，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发生，彻底断了把西安真正当陪都的可能性。
四川越来越安定，陕西越来越不安定，天平就这样压到了四川这边。
但是，西京这个陪都毕竟是经过正式会议确定了，不可能随意否决。所以，1937年七七事变后，直到国府迁渝前，国民党中央都没有提到迁都半个字，后来也只是说“国府迁渝”，不是迁都。大约老蒋打的主意，是把重庆当做类似洛阳的行都，在重庆抵抗一段时间，和一二八事变一样，边打边等国际干预。所以，虽然国府早就迁到重庆，老蒋的军事委员会却迟到38年底才搬到重庆。
1938年蒋介石视察新兵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安排下，汪精卫和之前投靠日本的梁鸿志（伪南京维新政府）、王克敏（伪北平临时政府）合并，成立伪南京政府，自称正统，发布所谓《还都宣言》，以南京为“首都”，并宣布重庆政府为“伪政府”。同时，日军发动针对重庆的系列大规模军事行动，5月12日占领宜昌，并从5月中旬到9月上旬，日本空军对重庆持续大轰炸。宜昌失守和重庆大轰炸，给重庆政府带来巨大压力。
重庆大轰炸
在这样的背景下，抗战进入空前艰巨时期，之前预计的国际干涉迟迟未到。
这个时候，国家不可能没有首都，政府也不可能长期呆在一个名份不清不楚的地方，终于，1940年9月，国府明令重庆为陪都，在法律上明确了重庆作为中国抗战领导中心的地位。
在《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中，提到“参酌西京体制”，这就暗示过去定的陪都西京，事实上已被重庆取代。 刘湘坚邀国府来渝
国府迁渝，刘湘功不可没。
1926年，刘湘占领重庆后，在重庆这块宝地一呆就是十年，连担任四川省长也不愿意去成都，而是把省府定在重庆。这十年，重庆未沾战火，成为四川境内唯一一个和平发展了十年之久的大城市。
四川军阀刘湘
在四川军阀中，刘湘一直和蒋介石关系非常好，他的军火，很多都是蒋介石支援的。刘湘本人，也一直努力带领四川融入全国这个大盘子。
1933年底，刚刚统一四川的刘湘，第一次去南京面见蒋委员长，当面邀请中央军进川。1935年1月，贺国光参谋团入川。在刘湘的配合下，贺国光干得非常顺利，川军整编逐步开展。1936年底，西安事变期间，刘湘的屁股一直坐在老蒋这边。事变发生两天后，刘湘通电表态拥护中央，期间不停发通电，中心思想都是要求恢复蒋自由、和平解决事变。
1937年3月初，驻重庆的中央军演习。不知道怎么，被传成刘湘要造反，蒋介石准备武力解决刘湘，一时间谣言四起。贺国光当即辟谣，下令拆除中央军在城外的工事，刘湘也派代表和贺国光一起，去南京当面辟谣。月底，刘湘电邀何应钦等大员入川。4月，刘湘公开表态，愿将军政军令交还中央，并支持川军国军化。
七七事变前一个月，刘湘先后派刘航琛、卢作孚去庐山面见蒋介石，商量如何整编川军，七七事变前一天，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举行，主持人军政部长何应钦。
8月13日，八一三事变当天，刘湘正好在南京开会，听闻上海中日开战，刘湘当即请宋子文转告蒋介石，首次建议迁都四川，蒋介石马上赶往刘湘驻地（中山门外陵园张学良住所），和刘湘密谈。14日，刘湘回到成都，一下飞机，便正式向南京发电，请中央搬到四川。
出川抗日的川军团士兵
这个时候，刘湘已经打定主意，亲率川军出川抗日，以表示自己把四川彻底交给中央的决心。据刘湘幕僚刘航琛、章君伊回忆，刘湘曾解释为什么亲自带兵出征，此举是要让“中央对我（刘湘）深信不疑”，否则，“中央将以为我有盘踞地盘的心理，未必能够放心西迁”——从刘湘打败他幺爸刘文辉统一四川以后，刘湘的整个表现，完全不像他那些目光短浅的四川军阀同行们，而是真正做到把四川放到全国一盘棋这个大局上思考。难怪只有刘湘做到了统一全川，和那些土包子军阀比，刘湘的眼界、度量完全不一样呀。
在刘湘数次建议国府迁渝后，蒋开始就迁渝一事在内部小范围打招呼。1937年11月9日，率军出川抗日的刘湘，再次到南京，催促国府快点搬，再不搬就危险了。11日，蒋和林森会面，决定了迁都重庆。11月19日，蒋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发布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公开了西迁重庆决定，11月20日，国府主席林森发布移驻重庆宣言，刘湘当即发电，称“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达重庆
可惜刘湘出师未捷，未能亲眼看到重庆成为陪都那一天，更未能亲眼目睹抗战胜利后重庆的举城狂欢。
就在林森宣布移驻重庆的3天后，11月23日，刘湘胃病复发，大口吐血。28日送汉口万国医院救治，12月30日，蒋介石下令，由还在医院的刘湘专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但是，刘湘再也没能奔赴前线，20天后，1月20日，刘湘将军在汉口去世，年仅50岁。
重庆国民政府
刘湘死前的遗嘱，没有一条谈及私事，全是勉励川军抗日的话。这段话，抗战前线的川军士兵，每天升旗前都要齐诵一遍：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死后，备极哀荣。被追增陆军一级上将，予以国葬。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举行极为隆重的国葬仪式。1942年，刘湘陵墓建成，名为“甫澄纪念公园”（刘湘字甫澄）。刘湘墓被安放在武侯祠旁，1949年后被辟为成都南郊公园。1966年8月23日，成都红卫兵挖坟焚尸，砸毁棺椁，刘湘墓被彻底毁掉。1985年重新修建塔碑，但尸骨早已不存。
原标题：你知道吗，陪都差点不是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