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 周恩来在南方局工作的八年里，和蒋介石和戴笠做邻居
文化渝中公众号消息，重庆，是一座英雄之城、红色之城，拥有悠久的抗战历史、丰富的红色文化。抗战时期,重庆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长达八年的出色工作而辉耀中国,永载史册。在纪念建党97周年之际，让我们走进渝中，重温南方局在重庆的光辉足迹。
机房街70号：
被日机炸毁的南方局第一站
△从人民公园到临江门的邹容路，旧街名分段为山王庙、苍坪街、天官街、柴家巷、夫子池、临江横街。机房街70号便位于当年苍坪街端头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的卢沟桥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局势——4个月后，中国大片国土沦陷，1937年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代替南京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
1938年2月，武汉即将失守，中共决定将自己的秘密组织长江局由武汉西迁重庆，着手组建南方局。董必武率《新华日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先期抵渝，10月25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停刊并同日在重庆复刊，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重庆城区机房街70号成立。1938年12月中旬，周恩来抵达重庆，住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重庆时期的周恩来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
由于国民党不许中共党组织公开活动，中共中央南方局只能以秘密形式设于公开办事机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机房街70号也就成为南方局的第一站，还有一部分人住在棉花街30号。南方局领导人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面活动，工作人员也只能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
作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的机构，南方局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
从此，南方局担负起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党在抗战时期政治路线的历史使命。周恩来为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
△在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中，机房街70号被炸毁，成为废墟
随着南方局机构扩大，工作人员不断增加，机房街的办公和住房越来越拥挤，找个宽敞隐蔽的地方并容得下整个机构成了书记周恩来的首要任务。
当时因为重庆刚刚变成陪都，国民政府的各种机构和人员一下子增加了几倍，市区内一房难求，加上日本飞机的疯狂轰炸，当时要找到一处安全合适的房子实在困难。
在川东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物色到的几处地方中，南方局最终选定了距市区约10里地的红岩嘴饶国模的大有农场。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中，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房屋被毁，南方局和办事处人员紧急迁往农场内，暂借饶国模的部分旧宅办公和住宿。
红岩嘴13号：
藏在国统区的红色摇篮
△位于今天渝中区红岩村52号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
饶国模，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的妹妹。她的大哥饶国栋，是老同盟会员，后在国民党大足县党部任职；她的丈夫刘国华，曾任长寿县长、刘湘经济顾问等职，自刘湘受蒋介石排挤后去职，从此花天酒地，不再热心政治。饶国模以及她弟弟的子女，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饶国模，1895年出生在大足县农村的一户书香门第，是重庆早年间名头最响的女实业家之一
“红岩嘴”因其地质成分主要为红色页岩而得名。由于算命先生说这里通红，暗含通共之意，原先的主人不敢留下它，饶国模便以低价买下了这里数百亩荒地种植各种花草和果树。
当饶国模从两个儿子口中得知八路军要租用自己的农场时，当即“慨然应允”，“欣然延纳”。为了满足八路军办事处的需求，她的女儿刘纯化提议用自己结婚的名义修建新房。
△红岩嘴13号（1945年改为红岩村13号，今渝中区红岩村52号），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的安身立命之所
1939年8月，在饶国模的农场上，一座外看两层实际三层的楼房建好了，门牌编号为红岩嘴13号：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设在一楼，南方局机关及其领导人住在二楼，机要科和秘密电台设在三楼。
为适应在敌特包围中斗争的需要，该楼设计奇特：右侧传达室装置了脚踏电铃，以便在紧急时向内部发出通知；传达室门后掩蔽着一个通向二楼的小门，大门开时，即掩了小门。
△周恩来与南方局部分领导人和同志在红岩水坝旁
红岩嘴13号，从此成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的安身立命之所。1939年至1946年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王若飞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生活、工作，领导整个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进行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革命斗争。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也曾居住于此。
红岩，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地名，从此与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周恩来、董必武在红岩
曾家岩50号：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阵地
△位于中山四路的曾家岩50号，又名周公馆，是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重庆城区内的办公地点
曾家岩50号，原本是赵少龙和赵佩珊夫妇的房产，是一座两进院、三层高的建筑。1938年秋，为了躲避日机空袭，赵氏举家迁往乡下，将房子租给了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陈长蘅。
1939年2月，为了解决中共代表的住房紧张问题，并且曾家岩地处市区，会客访友十分方便，有利于开展统战工作，邓颖超便以周恩来的名义（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从陈长蘅手中转租了一层、三层和二层东侧的几间房屋，对外称“周公馆”。
周公馆，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城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阵地。南方局文委、妇女组、外事组、军事组等均设于此。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曾在底楼会议室接见过中外人士。周恩来也常在这里会见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
1946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先后率中共代表团、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大部分人员离开重庆前往南京，曾家岩50号又成为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
△周公馆大门外幽深狭窄的石板小巷
周公馆所处的内外环境十分严峻复杂。它与国民党行政院和蒋介石的城内官邸相距200米左右，距大门右边百米之处是军统特务戴笠的公馆，左边则毗邻国民党警察署。
在周公馆巷子口，特务常冒充小商小贩和茶客酒客定点监视，跟踪盯梢；进出周公馆的信件必遭盘查，甚至扣押抓捕；周恩来的小汽车一经开出，就被守在各个路口的特务监视记录。
为使各界人士和地下党同志能够准确抵达周公馆，避免因问询而遭国民党特务的拘捕，周公馆工作人员便用白油漆在深灰色的门柱上写下了“曾家岩50号”几个大字，灰墙白字十分醒目。
周公馆内部除了中共人员租住外，2楼西侧的几间房屋被转租给了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的刘瑶章、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参事端木恺、重庆市市长贺耀祖夫人倪斐君领导的“战时妇女服务团”。
8年中，国共两党上层人士同进一大门，同住一个院，虽几无往来，却也相安无事，不失为国共合作期间的一段佳话。
桂园：
国共谈判的重要见证地
△位于渝中区中山四路65号（原107号）的桂园，200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桂园是一座砖楼小院，距曾家岩50号约200米，原是国民党谈判代表之一张治中先生的公馆。重庆谈判期间，为了毛泽东在城区会晤谈判的方便，张治中主动让出自己在城区的公馆供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白天在城内会客和休息，并派宪兵负责警卫。
1945年10月10日下午6时，著名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在此举行。
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
曾作四川省委驻地
△位于中山三路151号（原263号）的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
这是一幢中西式砖木结构建筑，原是中国银行宿舍。1945年12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国民政府将此楼拨给中共代表团使用。
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秦邦宪、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广泛会见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为实现民主团结、和平统一做出了不懈努力。
1946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先后率领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后，该处改作中共代表团重庆代表处和中共四川省委驻地。
《新华日报》旧址：
国统区的重要思想舆论阵地
△《新华日报》总馆旧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化龙桥虎头岩村86号（原62号）
1939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在武汉创刊的《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迁到重庆，设报馆于苍坪街和西三街，并于同年10月和12月先后复刊。
1939年，馆舍毁于“五三、五四”日机大轰炸后，报馆迁往化龙桥虎头岩村62号，并自筹资金建起了简陋的编辑、排版、校对、铸铅等办公生产用房以及宿舍，为防空袭，将印刷等机械设备安装在新开挖的防空洞里。
△《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位于渝中区民生路240号（原208号）
《新华日报》营业部先设在下半城西二街，后因房屋被日机炸毁，迁至现址民生路。这里不仅是当年《新华日报》出版和发行的前沿阵地，同时还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和报社负责人与外界联系的重要联络点。
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等经常在此会见各界朋友，报社社长潘梓年等也经常来这里办公和会见来访者。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也曾到《新华日报》营业部看望报社同志们。
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新华日报》在上海设总馆，南京、重庆设分馆。《新华日报》重庆分馆继续工作至1947年2月，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抗战期间，身在重庆的周恩来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部分同志合影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惟一公开出版和发行的机关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刊，至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查封停刊，共历时九年一个月又十八天。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份报纸。
在重庆，《新华日报》出版发行8年多，赢得了广大群众和进步人士的拥护，成为国民党顽固派摧不垮的坚强堡垒，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重要思想舆论阵地，是抗战的号角、人民的喉舌，被毛泽东赞誉为“新华方面军”。
红岩革命纪念馆：
传扬“红岩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位于渝中区红岩村52号的红岩革命纪念馆，1958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1959年董必武为该馆题写馆名，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5年，为纪念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领导革命的历史功绩，人民政府在红岩村筹建纪念馆，1958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1959年董必武题写了“红岩革命纪念馆”馆名。
为加强对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有关的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后又将曾家岩50号、桂园、《新华日报》总馆旧址、《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等纳入红岩革命纪念馆革命遗址群管理。
△红岩革命纪念馆内群雕
在这里，红岩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当时的革命者把红岩作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组织的代号，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地下党同志要到南方局，就说是“上红岩”；进步人士要找共产党，投奔八路军、新四军或去延安，首先想到的也是“上红岩”。
历史选择了重庆，历史选择了红岩。红岩，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驻足，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成为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民主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
原标题：重庆珍档| 在渝中，寻访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光辉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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