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 | 战争给民生公司带来了什么？
当年卢作孚先生曾亲自写了一篇关于民生实业公司的小史，文中提到：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经营艰难困苦，这一桩事业从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许直到无穷的未来──没有一天不在艰难困苦当中。
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经营艰难困苦。
民生公司由卢作孚先生1925年创建于合川。
当年卢作孚先生曾亲自写了一篇关于民生实业公司的小史，文中提到：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经营艰难困苦，这一桩事业从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许直到无穷的未来──没有一天不在艰难困苦当中。我亲切地经历过，再亲切地写下来，应该有如何沉痛的感觉！
如何准备战时运输
宜昌这一段撤退工作，不但是民生公司的一段最艰巨的工作，也是整个抗战运输当中的一段最艰巨的工作，实则民生公司在抗战中最艰巨的还不是运输，而是如何准备运输。
在抗战开始时，民生公司有四十六只轮船，中有三十二只都是以柴油为燃料的；江阴封锁，柴油断绝了来源，第一大事即为搜求柴油。从香港、广州，从扬子江沿岸，尽量购买，总共得了四千多吨，但是汉口、宜昌撤退一役用去两千多吨，剩余之两千吨柴油，只能使用半年，半年之后，只好宣布大部分轮船停航了。五金材料完全取给予上海，一部分外国制造的机器，其配件完全取给予国外，战争开始以后，这些完全断绝了来源，而修理的重任，又须搁上自己的两肩；寻求五金材料和扩充民生机器厂，就算是第二大事了。好在民生公司一向习于改造轮船，于是尽量在宜昌及宜昌附近接收扬子江中下游逃难而无所依归的轮船，准备将其锅炉机器及船壳，彻底加以配合及改善，使能勉强行航于扬子江上段，这样先后接收轮船六十余只，订造以煤为燃料的新船，先后共十五只，油为燃料的浅水船二只，有十二只的机器是重庆制造，锅炉是民生机器厂自己制造。中间不知感受材料和人工的若干困难。
抗战期间，民生机器厂的车间为公司生产五金材料，解决运输燃眉之急。
民生公司为了战时的需要，增加新船最多的时候为民国二十八年，共有轮船一百一十六只，三万零四百余吨。
一般觉得有这许多轮船维持各航线的运输，绝不会觉得尚有无限的准备工作，在运输的背后，准备了燃料，准备了材料，准备了轮船，而且准备了船厂，才会不断地航行起来。
巨大的损失和牺牲
以上困难都由自身的努力和环境的助力克服了；但是还有两个更大的困难不是自身可以克服的。抗战期间，运费、票费由政府限定，开支则无法限定。远在一般物价尚未限价以前，轮船即已开始限价了，其水准比一般物价为低，更比轮船所需的一部分物价为低。例如今天钢板的价钱，超过战前千倍以上，圆条超过战前三百倍以上，柴油超过战前三百倍以上，机油超过战前二百倍以上，煤超过战前一百二十倍乃至一百六十倍以上，其他物价无不超过百余倍乃至数百倍，惟有轮船票价平均仅等于战前四十余倍，加上更困难的差运，遂使轮船公司收入支出，失其平衡，尤以民生公司为甚。
还有一类继续不断的问题，为由战争而发生的意外损害。在敌机轰炸最烈的时候，岸上和码头设备，已有若干牺牲，及到敌机开始轰炸交通工具以后，活动于万县以下的轮船，损失更巨。第一次炸沉最大轮船一只，第二次沉没四只，损坏一只，第三次沉没一只，损坏两只，第四次沉没一只，损坏一只，这一本小册子正在草写的时候，第五次的轰炸又来了，又沉没一只，损坏一只。
民生公司1936年新造的“民元”轮，是当时最大最新的一艘轮船，专营上海直达重庆的定期客货班轮，不料战争爆发，1939年在日机第一次空袭民生公司船只时即被炸沉，一名船员遇难。
为应战时运输继续不断的需要，已损坏的轮船，必须修复，已沉没的轮船，必须施救，因损失而减少了扬子江上游战前运输力一半，必须恢复十之八九，使军事紧急，或后攻的时候，尤其是复员的时候，不致感受运输的困难。此营业上过剩的轮船，事业本身不应需要，国家却大感需要，既为国家使用而牺牲了，复得为国家使用而恢复它。这一笔恢复的费用，竟达一万五千万元以上，这一个连年亏折的事业，罗掘俱穷，终于负担不了，还有一部分重要的恢复工程，在那里迁延着手，不知何日才能完成呵！
战时问题和战后问题
民生公司主要仍是用了水上的运输力量，帮助国家和社会，凡一切大的问题发生，都常常由这一个公司设计承运，撤退工作就是最大的证明。
抗战以前，民生公司水运的事业，相当有利，周围投资事业，倒常常亏折，成为它的累赘。
抗战开始以后，情形完全颠倒过来了，水运事业，不断的亏折，股东没有分得红利，职工没有好的待遇，即可证明它所报效是在国家和社会了。它现在非常忙碌的仍是运输问题，亏折问题和意外危险问题，一年到头苦于救死扶伤之不给。当着一般人都在高谈战后及航业问题的时候，它还是只忙着战时问题，忙着解决战时的无限困难，尤其忙着战时应负的运输责任。它虽然不是一个理想的轮船公司的组织，但是它在若干轮船公司组织中，不是比较坏的。它的管理方法，虽然不一定已经良好，但是它们究竟天天在那里想方法，希望它良好。它的人才虽然不一定都有专门的训练，但也天天在那里搜求人才，而且在那里训练人才。最可怜的是航业上本来就缺乏人才，外国公司只为中国培养了若干买办，中国过去的公司，亦没有成为培养人才的机关，所以到今天，不得不有才难之叹。如果各界的人，感觉有不满意它的地方，它非常欢迎指导它如何改善，因为它本来就希望改善。
位于合川城区瑞映巷的民生公司旧址，是公司起步阶段的办公场地和生产场所。
就民生公司这桩事业言，总是值得人同情；只有我自己最惭愧，自始至终无以对事业。在开始经营五六年中，因为负了嘉陵江三峡的治安责任，准备将那一个区域，布置经营成一现代乡镇的模型，不免分去一部分精神，民二十四年秋天，正在上海为公司计划造船的时候，突然得最好的朋友何北衡由成都来电，转致省政府刘主席的意思，说是中央将要发表我任四川建设厅厅长，千万要担任。这一个消息使我和民生公司在上海的朋友，都感觉到非常彷徨，民生公司正在前进的时候，怎么可以发生这巨大的变化，立刻发电说明种种困难，辞谢这新的使命。但是后来终于发表了，回到四川，同着何北衡一道，面向刘主席辞谢，整整说了十六个钟头，不得要领，不得已勉强承担了。在四川一年又半，没有做出多少事情，可对民生显然失去了一大助力，毕竟自己是民生一群朋友间兴趣的鼓舞者，离开之后一群人的兴趣，总不免低落些。
好在一年半后，蒋委员长要派人到欧洲考察，我也是被派之一，遂辞去了建设厅厅长，恰逢着七七事变发生，欧洲之行，又请求停止。方欲回到重庆，求以事业报效国家，但因为全面抗战发生，离开中央不得了。后来在交通部次长任内五年，中间复兼任了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一年，除因为有国家水上运输的关系，督责民生公司勉为担负而外，个人与这事业竟愈隔愈远了。直到今年春天，才完全辞去了政治上的职务，而回复全副精神到事业上来，与许多良友共同担当这最大的困难。
帮助撑持这一桩困难事业的，除最早有一位幼时的老师陈伯遵先生外，还有几位朋友黄元龙君、彭瑞成君、郑壁成君、邓华益君，均曾先任公司协理，后来分任各部分的经理。公司发展到了上海，张澍霖君实负上海开创的责任。在我离开事业的时期，宋师度君、魏文翰君先后代理我的职务，应付了无限的纠纷，支持了无限的艰难与险阻，令我万分感动。在汉口撤退最紧张的时候，杨成质君实当其冲，在宜昌撤退最紧张的时候，童少生君首当其冲，李肇基君亦曾先后担任这两处撤退的工作。在抗战六年中，几个主要海口和扬子江上游各埠的负责人，曾完成了个别的任务。董事会则有老成持重、支持公司主张的董事长郑东翁，始终帮助最多的董事何北衡君，现在全力支持公司的危局是几位常务董事，尤其是在渝几位常务董事。此外中央和地方的长官，金融界的领袖，予这桩事业以无限的同情、关切、指导与扶助，都是事业和个人应得万分感激的。
原标题：战争给民生公司带来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