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 | 75年前的这部话剧，“爆燃”了重庆国泰剧院
1942年4月3日，话剧《屈原》在重庆国泰剧院首次上演，盛况空前。7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演员和热心的观众大多已经作古，但我们依然能从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屈原》导演本、《屈原》演出海报和宣传广告、郭沫若《写完屈原之后》文稿等几件重要历史文物中，窥见那一段峥嵘岁月。
《屈原》演出宣传海报
“时代的愤怒”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统区文化界在高压下一片肃杀。而著名作家郭沫若先生却在重庆城区不时传来的日机轰炸声中，达到了他自“五四”以来的历史剧创作高峰。1941-1943的短短三年中，郭沫若就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具有时代意义的爱国题材历史剧。其中，最重要、社会影响最大的首推话剧《屈原》。
话剧《屈原》讲的是战国时期的三闾大夫屈原在楚国一天的遭遇，先被南后陷害、后被楚怀王问罪，其间又有学生宋玉的背叛、侍女婵娟的相知和忠诚，最后屈原被逼逃往汉北。郭沫若在从清晨到午夜这段非常有限的舞台时空里，展示了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自由与专制、爱国与卖国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起到了借古喻今、古为今用的作用。正如郭沫若在《屈原》俄译本序中所说：“我写这个剧本是在1942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派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到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并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到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
1942年4月3日晚，《屈原》在重庆国泰剧院首次上演，“上座之佳，空前末有”。许多人甚至半夜就开始排队买票。结合当时的历史事实来看，《屈原》的演出成为一场对反分裂、反投降的政治斗争。
《屈原》的演员阵容十分强大，它集中了中华剧艺社在全国有名的优秀演员，如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张瑞芳（饰婵娟）、顾而已、施超等。编剧郭沫若、导演陈鲤庭与大家团结一致，战胜重重困难，使《屈原》在重庆的演出每每获得了完美的成功，并由此形成了一股长久不衰的“屈原热”。1942年4、5月的《新华日报》、《新蜀报》、《大公报》等几乎天天都要刊载关于《屈原》的唱和诗。董必武、张西曼、黄炎培、沈钧儒、陈禅心、柯璜等都积极作诗应和。此后，郭沫若和夏衍等主创人员还应邀出席了周恩来为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举行的宴会。席间，周恩来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屈原》导演本
三峡博物馆馆藏的《屈原》导演本是重庆文林出版社印行的该话剧第一版版本，也是导演陈鲤庭排练时用过的本子。封面上不但有导演陈鲤庭的亲笔签名，还记录了排练《屈原》时的一些基本情况，如排练时间和角色安排等，非常珍贵。
《屈原》导演本
这本36开的书用土黄纸印刷，字迹模糊，比较粗糙，但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研读这本小书，我们能细细体会出它那掩不住的历史沧桑。
《屈原》全剧共有五幕——橘颂、受诬、招魂、被囚、雷电颂。从第一幕开始，便显示了它的主题。第一幕中，屈原和宋玉有这样一段对话：“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在和平里生了来，在和平里死了去，没有什么波澜，没有什么曲折。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重要的原因也就在每一个人都贪生怕死。在应该生的时候，只是糊里糊涂地生，到了该死的时候，又不能慷慷慨慨地死，一个人就这糟蹋了……我们要生得光明，死得磊落。”这段话可以说是贯穿全剧的基本精神。
纵观《屈原》全剧，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莫过于屈原在太乙庙里朗诵的那段极富感情、极具诗人浪漫情怀的《雷电颂》：“……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的风，你们的雷，你们的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烁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燃了吧！爆炸了吧！……” 周恩来特别重视“雷电颂”的作用，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出来，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他自己心中的怨愤，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好得很。”
该剧还有个成功的地方，就是创造了一个向往光明而爱恨分明的婵娟。郭沫若在《浦剑集》中说：“龙船竞渡是为拯救沉溺了的屈原，但实质上是拯救沉溺了的正义。”婵娟这个人物正是为了拯救被残杀的正义而出现的。屈原与婵娟互为主次、交相辉映，成为话剧《屈原》的一大亮点。
《屈原》演出海报和宣传广告
刊登在重庆报刊上的话剧《屈原》演出海报及当时印制的宣传广告，显示出了《屈原》演出的许多重要信息，如演出时间、地点、主要演员等。此外，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这次《屈原》的演出是为“中正学校图书馆”进行募捐。显然，这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有关当局的无理刁难而想出的办法，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有效地达到了向广大群众宣传《屈原》的目的。
《屈原》演出宣传广告
《屈原》的影响也扩大到了延安。1942年5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渝文艺界筹备公演<屈原>，郭沫若先生自饰主角》的“重庆航讯”，内容如下：“此间文艺界拟于最近为山城脱险文化人募捐及纪念第二届诗人节，公演《屈原》，由在渝作家扮演。兹将内定阵营列下：郭沫若（屈原）、马彦祥（宋玉）、老舍（子兰）、沈慧（南后）、于立群（婵娟）、孙伏园（子椒）、曹禺（靳尚）、张西曼（楚怀王）、邓初民（张仪）、臧远云（卫士）、罗荪（钓者）、王亚平（渔夫）、孙师毅（詹尹）、夏衍（更夫）、白薇（女官甲）、陆晶清（女官乙）、马宗融（老者）。陈白尘、柳倩、梅林、常任侠、方殷（群众），姚蓬子、崔万秋、李嘉等（舞者）。由阳翰笙任导演，郑伯奇舞台监督，其他前台人员及宣传均由文艺界人士担任。”
这则新闻很轰动，并被一些地方报纸转载。当时远在桂林主持进步戏剧活动的田汉听闻后，甚至写了四首《闻<屈原>演出成功绝句》寄给郭沫若，其中第二首云：“传来妙语满榕都，如此军容盖世无，独讶聪明黄子布，长空万里饰更夫。”对此似乎存以疑义。后来据夏衍回忆，其实这不过是《屈原》的几个戏迷闲聊时偶然戏拟的名单，不知被哪位好事者拿去当作真的给报纸发表了。这也算《屈原》演出史上的一段趣事吧。
《写完屈原之后》文稿
郭沫若创作完《屈原》后，写了一篇总结性文章《写完屈原之后》。《屈原》全部配乐和插曲的作者刘雪庵在发表《屈原插曲》时将其改名为《我怎样写<屈原>》。
《写完屈原之后》文稿油印件
现存这篇文稿并非郭沫若亲笔手稿，只是一件油印件，捐赠者为《屈原》的导演陈鲤庭。他应该是这篇文章成稿后最早的读者之一。
从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最先打算将《屈原》写为上、下两部，分别为怀王和襄王时期，但随着剧情的自然展开，甚至连作者本人都不能控制人物的发展，只能任随剧中人物在自己的生活空间内自然地张扬自身命运和性格。这种不能自已的感觉在郭老的这篇文章里处处可见。他谈到：“目前的《屈原》真可以说是意想外的收获。各幕及各项情节，差不多完全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不仅写第一幕时还没有第二幕，就是第一幕结束时都没有完整的预念，实在也奇怪……就这样打算写屈原一世的，结果只写了屈原一天，由清晨到夜半过后。但这一天似乎已把屈原的一世概括了。”
重庆1942年上演的话剧《屈原》，在抗战时期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朵历史长河中的小小浪花，同其它抗战文学作品一起书写了中国抗战文化史上的光辉篇章。
原标题：城记 | 《屈原》文物曝光，75年前一部话剧“爆燃”重庆国泰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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