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 | 黑院墙：重庆美术史上星光灿烂的日子
黑院墙国立艺专牌子
在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有一处被拆迁墙围起来的荒地。
墙外是红石路，是江北到沙坪坝的交通要道，以车多缓堵出名。特别上下班高峰，这里基本堵成了停车场。而墙内则静寂荒芜，野草丛生。后来有人偷偷把墙打了一个洞，钻进去在里面盖了一间棚屋，然后在里面种起了庄稼，现在正是玉米快要成熟的时候，绿油油的，长势喜人。
这个地方叫做黑院墙。
围墙外面挂着一块牌子，写着“黑院墙国立艺专”。
正是这个极不显眼的地方，其实隐藏了一段重庆美术史上的高光时刻，堪称重庆美术史上星光灿烂的日子。
这样说吧，提起丰子恺、李可染、傅抱石、赵无极、徐悲鸿、吴冠中这些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你一定不会陌生吧，他们当年就在这里的国立艺专工作或任教。那时的国立艺专可以说是：“高师云集，人才辈出”。在这简陋、破败的校舍里走出不少当今世界级的中国画家，因而，此地被文化学者称它为“中国现代美术的摇篮”。
艺专校长陈之佛（中）教务长（右一)丰子恺 在重庆留影。图片来源于网络。
艺专学生在黑院墙校门留影，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京沪相继沦陷，杭州艺专也向内地转移，1938年先迁往江西及湖南沅陵，在内迁中奉教育部指示：国立杭州艺专（今中国美院）与北平国立艺专（今中央美院）在湖南沅陵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两校合并后，就开始了艰难的西迁历程。
由于烽火蔓延，学校继后又迁往贵州、云南。1940年，艺专迁往重庆璧山青木关天上宫、松林岗，两年后又迁至江北磐溪“郭家院子”办学。
在这个西迁过程中，国立艺专的师生们克服了大量的困难，真正是走出了象牙塔，体验了人间的疾苦。
据吴冠中《国立艺专流浪记略》记载：“迁昆明分二步走，先集中到贵阳。集体搬迁太困难，便发给每个学生一笔路费，化整为零，由各自设法赶去贵阳集中。我们竭力找黄鱼车，就是给司机一些钱，搭货车假装压车员偷渡。爬在高高的货车上，有时遇上横跨公路的电线，有被割断脑袋的危险，有一次真的被刮掉了帽子。有几位同学真果敢，不搭车，步行去贵阳，后来还一直走到昆明丽江，一路记日记，画风光速写，真正步了徐霞客的后尘。其中最突出的是李霖灿，他获得了滕固校长的赞许，决心留在了丽江，研究当地文字，编著字典，因此后来进了中央研究院，解放前随院去了台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对中国古代书画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到贵阳后发现罗工柳、彦涵、杨筠、王文绣等同学不知去向，后来才知他们都去了延安。在贵阳遇上空前的大轰炸，整个贵阳一片火海，幸我们住的宿舍在城边区，每次空袭警报时同学们都出城下乡画写生，未有伤亡。我当时正爬在高山上作画，眼看大批敌机一排排轮番投下乌黑的炸弹，浓烟滚滚，覆盖着爆炸声、哭叫声，极目混沌，真是世界末日，心惊肉跳，还考虑什么艺术！整天大火，及傍晚，爆炸声渐息，我下山，想穿过市里看看究竟，一路陈尸遍地，有烧焦了的断腿被挂在高杆上，色相犹如火腿。不时尚有余留的炸弹爆炸，几乎没有活人的行踪……”
后国立艺专师生又从昆明出发，历尽艰辛，步行数千里,于1941年12月到达璧山。到达璧山后次年即招生110名,学生总数达到300多人。此次辗转，虽说不上浩浩荡荡，但在当时也算规模不小，其中艰辛也可想而知。
学校在璧山县借的天上宫等处的房子不够用，便在青木关附近的松林岗盖了一批草顶木板墙教室，学生宿舍则设在山顶一个大碉堡里，上山下山数百级，天天锻炼，身体倒好，就是总感到吃不饱。对于“吃不饱”，吴冠中曾在《出了象牙之塔》中有一段颇为详细的描述：“先是抢饭，添第二碗时候饭桶已空，每人都改用大碗。一碗解决，有人碗特大，满装着高如宝塔的饭，他坐下吃，你对面看不到他的脸。”
在艰难的岁月中，国立艺专的师生们以苦为乐，给当地人们带来了很多的改变。据一位艺专的老校友——38年入学的瞿蔚春老先生在《国立艺专在沅陵》的文章中回忆：
国立艺专来到沅陵，犹如一块彩石投入一潭静水，激起阵阵碧波，冲击着人们的封建思想和古老的生活方式。市民们纷纷议论“你看见么？艺专女学生穿的是短袖旗袍，膀子、大腿都露在外面”。“男同学还穿花衣裳呢”！“男的女的身挨身吊着膀子走路，全不怕丑”！
更使沅陵人惊奇的是男女一起下河“洗澡”。
挨着学校的长湾汊，是天然大游泳池。光洁的鹅卵石河床，任你踩踏，水质清亮不浑。夏天到了，艺专师生都到那里游泳。市民闻讯，如看“西洋景”一样，争先恐后地渡河去观看：“看男学生‘抱着’女学生泅”。“有个洋婆子也在”！这些议论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整个沅陵地都惊动了。一些老古董把胡子都气翘了，大骂艺专学生伤风败俗，担心青年子弟被带“坏”。我家邻居张八叔与我父亲谈起此事，气得将桌子一拍：“我要是当官，非把他们统统枪毙不可”！
青年人却不一样，开始是好奇，赶到长湾汊去看热闹，后来也就下水挨着他们游。我就是那时模仿他们学会把土法“扬泅”变成“自由式”，把“狗爬式”变成“蛙式”的。那参加游泳的洋婆子，我入艺专读书后，才知道是雕塑系教授王临乙老师的法国夫人。
古老的封建旧习一旦撕开缺口，就无法再缝补。在艺专师生的影响下，沅陵的女学生开始穿短袖旗袍了；少数女青年也敢和男子一起下河游泳了；青年男女也敢自由恋爱了。
事实上，从离开杭州开始西迁的那一刻起，对于艺专的师生们来说，就意味着他们已经离开了象牙之塔，他们势必会在迁校的过程中吸取和散播些什么。像沅陵、璧山这样当时极度闭塞、落后的地方，艺专所传播的内容已不仅仅是艺术本身了，它为当地带去的是现代文明的气息，它为当地散播的是先进文化的曙光。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永远是社会进步最锋快的利器。
（二）
重庆江北磐溪。
四合院式的郭家院子，其建筑风格为晚清民居，据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因郭家院子的院墙通体涂有黑漆，灰暗陈旧，附近唯此一家，远近闻名，民间俗称它“黑院墙”。“黑院墙”后因台湾作家琼瑶在文学作品《几度夕阳红》中，视为国立艺专的代名词，其影响甚远、流传至今。
学校在迁往黑院墙后，安定的环境，较好的条件，使这所历尽劫难的院校，终于有了元气复苏，中兴再起的良机，国立艺专的师资与创作均达到西迁的顶峰——从1940年至1946年，国立艺专抗战西迁重庆的六年中，先后担任校长的教育家、画家有吕凤子、陈之佛、潘天寿三人。自迁至磐溪“黑院墙”开课以来，先后聘请了一批地处沙坪坝中央大学美术系的著名教授，及社会名流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如丰子恺被聘为教务主任；国画系任教的有李可染、黎雄才、傅抱石等。油画系任教的有李超士、关良、胡善余、赵无极、朱德群等。雕塑系任教的有刘开渠、王临乙、朱培均等。图案系任教的有王道平、邓白、徐文熙等。在创作方面也是硕果累累，丰子恺曾在此创作《护生画集》第三集部分画稿；赵无极在此任教4年，1942年曾参加在渝举办的青年画家联展；李可染在此任教3年，曾在渝举行李可染写意画展，创作有君堂作品《执扇仕女》、《放鹤亭》等知名画作……由此，“黑院墙”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美术的摇篮”。
抗战胜利后，1946年暑假，国立艺专终于结束了在重庆六年颠沛流离的教学岁月。当时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学校师资一分为二，一部分北上，重建北平艺专。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为国立美术学院，1950年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时任院长徐悲鸿。另一部分南下，恢复国立杭州艺专。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1956年改名为杭州美术学院，1958年更名为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1993年再次改名为中国美术学院，两院校均为当今中国顶尖级美术院校。
中国著名画家、教育家潘天寿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绕过国立艺专就黯然失色，而绕过磐溪就定然会支离破碎。”
历史的天空飘过来一片彩云，又飘走了。
（三）
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江北磐溪的黑院墙建筑结构年久失修，变成危房。几年前，当地政府对此地进行了拆迁。
江北大石坝街道在临时的拆迁围墙上挂了一些宣传牌，介绍这里曾经是国立艺专以及它过去的荣光。
处于繁华交通要道旁，左手绿色树丛那片就是曾经的黑院墙遗址。
拆迁墙上的宣传展板
黑院墙国立艺专的大师们宣传展板。（有删节）
寻常看重庆
原标题：黑院墙：重庆美术史上星光灿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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