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何以脱颖而出

01.04.2019 10:00

本文来源: 重庆新闻网

衙署办公区围墙、中轴线建筑群及附属建筑。(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3月29日，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上榜。在众多优秀考古项目中，范家堰衙署遗址何以脱颖而出？

　　“范家堰衙署遗址是皇冠上的明珠”

　　“在进行终评汇报时，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20个入围终评的项目竞争十分激烈，且各有优势和特点。”3月30日，范家堰衙署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袁东山表示，此次范家堰衙署遗址能够入选，原因有三：首先，通过20余年来持续对山城防御体系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使山城防御体系的价值得到考古界认可；其次，考古发掘揭示了钓鱼城“山、水、地、城、军、民”六位一体的城池防御体系，它被认为是山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中心；第三，范家堰衙署遗址是目前国内唯一经大规模科学发掘、保存较为完整的南宋衙署遗址，通过空间分析和考古发掘，认为范家堰衙署遗址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

　　“如果说钓鱼城是山城防御体系的皇冠，那么范家堰衙署遗址就是皇冠上的明珠。”袁东山说。

　　范家堰衙署遗址累计发掘面积近15000平方米。终评评委专家指出，范家堰衙署遗址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山地城池特色，丰富了宋元时期城市考古的资料。这为研究我国宋代城市与衙署建筑、古代园林及宋蒙(元)战争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遗址出土的铁雷是世界中古史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重要见证。

　　为破解众多历史谜团找到了钥匙

　　长期以来，学者对钓鱼城研究多囿于史料，缺乏考古实证支撑。比如山城防御体系的空间如何布局、蒙宋之间如何攻防等谜团都有待解开。范家堰衙署遗址的发现为破解这些谜团找到了钥匙。

　　袁东山介绍，2004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考古工作人员在奇胜门一带，发现了一条连通城墙内外的地道。该区域并不是一个便于攻城的地方，是什么诱惑让蒙军如此决绝地进攻？面对这样的问题，考古人员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蒙军试图攻取的很可能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中心。

　　此外，南一字城西城墙的朝向同样指向范家堰片区，也说明其重要性。考古人员兴奋之余，果断开启了在范家堰区域寻找衙署的考古探索。

　　“范家堰隐藏于钓鱼城山体二级台地上的一个山坳中，外面是陡峭悬崖，易守难攻，体现了古人高超的智慧。”袁东山说，从考古发掘来看，我们判断这是宋蒙(元)战争时期合州衙署的所在地，也是钓鱼城战时的指挥中心。

　　“范家堰衙署遗址的建筑遗迹的规格形制、空间布局特征和《平江府图碑》《景定建康志》所绘衙署基本吻合。从整个钓鱼城的空间尺度来看，遗址所处位置在对敌的后方，有利于保护衙署安全。”袁东山表示，综合多种情况判定，范家堰衙署遗址应为南宋衙署遗址。

　　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以及曾入围终评的合川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奉节南宋白帝城遗址都是山城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袁东山说，这意味着在山城防御体系的考古发掘方面，重庆经验丰富、实力雄厚，在考古界的影响愈来愈大。

　　考古工作是钓鱼城申报世遗的基础

　　“考古工作是钓鱼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钓鱼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袁东山说，钓鱼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军营、交通、公共建筑等还需开展大量考古工作。

　　钓鱼城遗址申遗工作始于2008年，2012年，钓鱼城遗址进入国家文物局印发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6年，重庆市编制完成钓鱼城遗址申遗文本、保护管理规划、遗址保护办法等“申遗三大法定要件”。2016年3月和今年3月，重庆市先后两次向国家文物局提出钓鱼城遗址申遗正式申请，标志着钓鱼城遗址申遗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范家堰衙署遗址解答了钓鱼城36年之战，衙署和军事指挥中心在哪里的历史难题，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实至名归。”合川区钓鱼城申遗中心主任罗利旻表示，让国内外专家认可钓鱼城六位一体的城池防御体系，终归要靠考古发掘的成果来实现，这些成果为钓鱼城遗址申遗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罗利旻介绍，下一阶段，将进一步提炼出符合国际语境的突出普遍价值，加大考古发掘力度，启动钓鱼城遗址保护、展示、标识系统、环境整治、监测系统五大工程。加快推进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提升遗址保护展示利用水平，为申遗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