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护团成员：流着眼泪抬了三天三夜遇难者尸体
高荣彬
见习记者 谢智强 摄
“六五”大隧道惨案现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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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荣彬，1923年出生于长寿，16岁时加入重庆市防空司令部下属的防护团，亲历“五三”、“五四”大轰炸，“六五”大隧道惨案发生后进入隧道抬尸。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进入重庆水泥厂工作直至退休。
92岁的高荣彬至今也无法忘记，1941年“六五”大隧道惨案发生后，自己走进大隧道时看到的一幕幕惨状。
作为当年重庆市防空司令部防护团的一名成员，他流着眼泪和同伴们抬出一具又一具遇难者尸体。
“太惨了，真的太惨了……”70多年过去了，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高荣彬仍然忍不住老泪纵横。8月9日，在南岸区某小区的家中，老人向记者讲述了那段他永生难忘的经历。
防护团员没有工资，衣服绑腿自己出钱买
我出生在长寿，父母都是农民。13岁那年，我来到重庆，在铜鼓台杨家院（现较场口新民街附近），跟着师傅杨海清学补鞋。
我16岁那年，还没有出师，警察局的人来查户口，说年轻人都要出来服务，于是我就参加了防空司令部下属的防护团。
我参加防护团那阵是没有工资的，也不解决吃饭的问题，连防护团员统一的衣服、绑腿，都要自己出钱买。
师傅对我很好，帮我出钱买了衣服、绑腿、袖笼笼。
我们的衣服是青布做的，袖笼笼上是红色的字——重庆市防空司令部防护团员。
我当时负责的区域，途经铜鼓台、锣马店、石灰市、和平路至棉絮街，全程近两公里。
敌机轰炸的时候，我就和同伴穿上防护服、裹着绑腿在这一带巡逻，防火防盗，抓趁火打劫的、帮孤苦无依的，防止汉奸作祟，减小轰炸损害。
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大家都在逃命，我们是不能逃的。炸弹来了，我们就往桌子脚、屋檐下躲；炸弹一停，又爬起来继续巡逻。当时好些防护团员就这样被炸死了。
师兄三个孩子被踩死，师傅闷死在隧道里
1941年6月5号下午，空袭警报突然响起。我把师傅杨海清、师婆、师爷一起送进较场口的防空大隧道。没想到啊，这竟然是我跟师傅见的最后一面。
那天晚上，日本鬼子的飞机轮番轰炸，丢了很多燃烧弹、炸弹，警报一晚上都没有解除。
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任务，说大隧道里头闷死了很多人，要我们马上去组织善后。
我一想，遭了，师傅还在里面啊。师傅怎么样了呀？
等我戴上防毒面具，进了隧道，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洞里的尸体叠了三四层，隧道里每一米长，就有六七个人死亡，隔着防毒面具都能闻到那股令人窒息的尸臭味。
那些尸体上都是些白牙齿印，好多人的衣裳裤子都没有了。那些小姑娘身上都被撕得光溜溜的。我当时就哭了，捡些烂布给她们盖起。
我有个一起学补鞋的师兄，他们家一对双胞胎女儿加一个儿子，3个娃儿都在隧道里被踩死了，踩得血淋淋的，好惨！
6月6号这天我在隧道里找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师傅。往里走了十几公尺，就不敢再往里面走了。脑壳昏，感觉要窒息了。
6月7日，我又戴起防毒面具在隧道里找，这次走到25公尺深，就看到师傅了。他身上的衣服都被撕光了，只剩一条短裤。师婆、师爷也遭闷死了，在隧道更深的地方。
我哭着把师傅拉出隧道，伤心啊，师傅也才30几岁。
师傅是长寿人，我们师兄弟几个就找了两个人，把师傅带回长寿安葬。那阵长寿不通车，那两个人走了几天，才把师傅的尸体抬回老家。
在弹子石的稻田里活捉日本飞行员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我们防护团员和警察、民工一起，整整抬了三天三夜遇难者尸体。
两个人抬一具尸体，一个抬脑壳、一个抬脚，从隧道里抬出来后，就用板板车装起拉到朝天门，在朝天门又用摩托和船，运到寸滩、黑石子这些地方去埋。
白天有很多人来寻找亲人，尸体拉得就少一些，晚上人少些了，尸体就拉得多一些。
埋尸体的地方在寸滩、黑石子，现场挖一个大坑坑，深四五公尺、直径三十公尺，把拉来的尸体全部往坑里埋。
“六五”大隧道惨案后，我就离开防护团了，因为我在市区的家一次又一次被炸毁，从最开始的铜鼓台到放牛巷、和平巷，都遭炸了。我只好搬到南岸弹子石河边去住。
刚在弹子石住了一个月，有一天，一架日机被位于二塘的高射炮发射的炮弹打中，坠落在弹子石的稻田里。
那时我虽然不在防护团了，但还是急急忙忙把袖笼笼一戴，就往那边跑。
我到了现场一看，飞机上栽下来两个日本飞行员，有一个在树枝上挂起，另一个落在稻田里面。树上那个已经死了，稻田里那个还活着。
我就冲上去把那个没死的飞行员抓了起来。这时，有些老百姓拿起棒棒要打他，我不准他们打，我跟他们说：“要善待俘虏。”然后，我就把那个日本飞行员扭送到警察局去了。
大隧道惨案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直到今天，我有时候闭上眼睛，那些画面就好像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太惨了，忘不了啊，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