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卉丽：多维度创新推动石刻文物保护
在科研室里，陈卉丽将仿制的石雕损坏后再进行修复，以提高修复技巧。 记者 罗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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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卉丽，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中心主任，文博研究馆员，带领大足石刻研究院修复团队参与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被评为第三届全国优秀文物维修工程。目前已成立“陈卉丽石质文物保护修复首席技能专家工作室”，出版专著《大足石刻保护探索与实践》。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2016年度富民兴渝贡献奖”。
创新感悟
推动各方跨专业的交流与配合，也是一种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让文物的价值得到更好地挖掘。
重庆日报消息，2019年6月14日一大早，重庆市大足区宝顶山景区再次迎来熙熙攘攘的游客。
离核心景区100米之外的圣寿本尊殿遗址，因为没有对外开放，显得十分静谧。
院落里，摆放着400块颜色、材质各不相同的正方体石块。经过两年风吹雨打，石块上留下了各种深浅不一的风化痕迹。
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正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专家，仔细观察着石块的变化，不时交换着哪种材料适合用于修复小佛湾造像的意见。
小佛湾造像是宝顶山石刻营建者赵智凤最早完成的一处造像，就在圣寿本尊殿院落里。当时的工匠用条石砌成石壁、石室，并雕刻了2000尊躯栩栩如生的石刻造像，这些造像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相较11年前参与千手观音修复时的“仓促上阵”，如今的陈卉丽显得更沉稳、自信。
这次，她参与的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小佛湾摩崖造像修复工程，是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的川渝石窟保护示范项目。整个项目将采用一系列创新方法和手段，来保证造像修复的效果。
这些创新方法来源于千手观音修复过程中的一次次探索。
修复千手观音。受访者供图
合作借智啃“硬茬”
在大足石刻景区，游客驻足最多的，无疑是千手观音造像。
来到千手观音造像面前，只见主尊宝相庄严，身体与“千手”金光熠熠，让人不禁啧啧称赞。
游客眼前的这尊千手观音，是经数十个科研单位和数百名专家，耗时8年修复的结果。
千手观音造像开凿于南宋年间，是我国最大的集雕刻、彩绘、贴金于一体的重要代表作品。在与高温高湿的“天敌”对抗数百年后，千手观音造像已处于高速风化期，就如同一个人已进入了耄耋之年，要通过修复让其恢复“风华正茂”，是一件颇有难度的事情。
陈卉丽坦言，2008年7月千手观音造像抢救保护项目刚启动时，受到当时保护理念、技术、工艺等限制，项目组感到无从下手。
千手观音体量极大，占崖面积达88平方米，展开面积220平方米。在中国乃至世界石质文物保护中，这种大面积、高难度的修复工程，前所未见，对陈卉丽团队来说，绝对是个“硬茬”。
早在几年前，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现大足石刻研究院）就启动了对千手观音的前期勘察研究工作。但当时对千手观音的勘察，主要是靠人眼观察，再判断、推测各个局部细节及病害等情况。
当时，能观察到千手观音的残缺就有440处之多。而宝顶山潮湿的环境对千手观音贴金、彩绘和内部石质带来的病害，是肉眼无法作出精细评估的。岩体失稳、崖壁渗水、石质风化、生物侵蚀等导致病害的机理问题，更是没有人说得清楚。
怎么办？经过团队的反复讨论，决定请外援联合“问诊”。
项目组邀请了清华大学专家组介入项目，承担起“石刻病害微环境”这一新领域的研究，最终查出千手观音的“病症”多达34种。
随着项目的深入，修复材料、岩体稳定性、生物病害等一系列新问题接踵而至。
项目组又相继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海河大学、北京建筑大学、敦煌研究院、北京帝测科技有限公司、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南京宜兴金陵文物保护研究所等高校团队和专业机构支持，依托他们的专业优势，为修复工作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群策群力就是为了给千手观音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团队最终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创新性的修复方案。采用工业X光探测、红外热像探测、激光拉曼测样、三维视频显微镜观察、超声波仪、地质雷达等现代先进的科技方法来辅助文物的病害调查工作。
那段时间，总能看见陈卉丽待在石像边，时而蹲下，时而绕着走，嘴里还碎碎念着什么，像是在跟文物对话。对此，她解释说：“检查文物的病害也可利用中医‘望闻问切’的‘四诊法’。‘望’是看文物的断裂、破碎、表面情况，同时对比资料影像；‘闻’则是嗅文物表面气味，看是否有污染霉变；‘问’则是向文物看护人员了解文物变化情况；‘切’则是采用手轻触碰感受文物是否疏松，或用银针刺探被金箔彩绘覆盖的石质本体风化情况。通过这些方法能更准确地诊断病害。”
为了理清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和法器，项目组还利用了平面考古探方立面化的方法，把千手观音造像分成9行11列99个区域，按照分区进行一一统计。最终确定千手观音一共有830只单独的手。
这一系列技术手段的运用，为项目组修复方案的编制提供了1032张调查表、35000个数据、297张手绘病害图、335幅病害矢量图、1300余张现状照片等大量详尽的资料，这在此前的石刻文物修复中绝无仅有，也使得项目组对后续修复的开展做到了胸有成竹。
大足石刻，陈卉丽与同事正在为石刻“除害”。记者 谢智强 摄
每一只手修复的背后都是一次创新
在修复过程中，陈卉丽和项目组的同事们为探索新技术，付出了艰苦努力。
在石质本体的修复中，常常需要对文物“打针”注射加固剂。
为了找到适合千手观音的新型加固剂，项目组从2008年开始，用了3年时间，从十多种材料中提取不同比例的剂量，反复进行100余次实验，终于配比产生了最适应千手观音造像环境需要的加固剂，确保了千手观音石质胎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陈卉丽和同事们还对传统工艺、材料进行了创新——在石质胎体修复时，对缺失部位的修复使用了传统的楠竹作为连接件。
楠竹韧性很好，便于制成各种形状，但易腐蚀，因此文保人员用乙醇和专门的加固剂对楠竹进行了浸泡，解决了易腐蚀的问题。
千手观音的每只手，都拥有各自不同的病害和修复要求，需要团队拿出不同的技术和修复方案。陈卉丽说，很多方案以前都从来没有使用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只手修复的背后，就是一次创新。这种高强度、大体量的创新性修复，在石刻文物保护行业中也开创了先河。
陈卉丽和同事在对千手观音石质残缺修复补型时，发现千手观音主尊有一只手自腕部以下残缺了，现存手掌是南宋以后某个朝代补塑的。
为修复这只手，陈卉丽带队走遍了四川、重庆、河北、山东等地，观摩了30多座石窟的观音像，试图找到其修复依据，但却遗憾地无功而返。她和同事们夙兴夜寐地研究、讨论，评估修复的各种利弊。在最终的研讨会上，关于修还是不修依然没有统一的答案。一些人说：“修，会违背真实性原则”，而另一些人则说：“不修，会影响造像的完整性。”
眼看又是一次无效的讨论，陈卉丽终于掷地有声地提出了自己寻思已久的解决办法：“基于对文物修复的真实性要求，并对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我认为可以按照千手观音造像对称原则，根据另一侧相对应手的形态，采用‘可拆卸式的’修复方法来修复此手，以便后期再次修复处理。”
灯光照在陈卉丽的脸上，显出了她的憔悴，却又映照出她坚定的眼神。她详细解释到：“我们可以利用手臂原有的修复孔，做一个插销，植入锚杆，然后把新雕刻的手接上，这样既保证了造像艺术的完整性，又能体现科学修复的精神和理念。”她说完，大家都陷入了沉思，随后，大家默默举起手同意了这个新奇的办法。
其后，这种修复方法，在国内文物界得到了共识，同时也得到了专家的高度认同。这种方法对补形依据不是特别充分的文物修复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这也是对中国乃至世界文物修复实践探索性的贡献。
陈卉丽
让文物修复“不留遗憾”
文物保护不仅涉及物理、化学、材料学、地质学、生物学，还涉及人文社会科学，比如美术、历史、考古、雕塑。只有推动了各方跨专业的交流与配合，让越来越多的专业进入，文物的价值才能得到更好地挖掘。
这是陈卉丽团队在修复千手观音过程中最深的感悟。
“在千手观音修复过程中，我们在多学科联合攻关，以及修复理念、施工组织管理、修复技术、修复工艺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突破，这不但能够有效指导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也给国内文物修复的其他项目提供了借鉴之处。”在陈卉丽看来，文物的生命只有一次，要使文物修复不留遗憾，积极推动多方合作开展项目，这种工作思路和组织方式本身也是一种创新。
目前，宝顶山大佛湾卧佛造像、小佛湾造像的修复工作，也沿用了上述思路和机制。
长达31米的大佛湾卧佛是大足石刻最大的一尊造像，与小佛湾造像的“病”有些不一样，卧佛最大的病害是渗水。
专家对石刻的裂隙水、地表水、毛细水、临界水等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研究，通过实施一系列创新技术和方法治水，目前渗水问题已经得到控制，石刻表面的生物病害明显减轻，盐害问题也得到一定缓解。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的专家目前正在进一步研究卧佛修复材料和修复工艺，各项勘察、设计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修复思路和方案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小佛湾摩崖造像，则是在高温高湿、凝结水和微生物的影响下，出现的石质胎体病害、金箔层病害、彩绘层病害等多种病害。
就在陈卉丽和中国文化遗产院专家等观察修复材料试块的同时，千里之外的中国人民大学专家组，也正在针对小佛湾石刻的生物病害进行研究。
兰州大学则在进行病害机理研究；敦煌研究院要解决的问题则是石质、彩绘、金箔的修复；中国地质大学则从岩体入手……
这些在各自研究领域代表了目前国内文保最高水平的研究机构联合“出手”，就是为了宝顶山大佛湾卧佛造像修复，以及2019年下半年已经启动的小佛湾摩崖造像和2020年上半年大足舒成岩摩崖造像修复工作能够顺利实施，让大足石刻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历史价值向未来进行传递，确保大足石刻的长久保存。
记者手记>>
用包容和开放赋予创新更多价值
在采访中，陈卉丽告诉记者，面对像千手观音这样大面积、高难度的修复工程，会遇到各种技术层面的难题，只依靠自己的团队“单打独斗”，很难啃下这个“硬茬”。
在陈卉丽看来，文物的生命只有一次，要使文物修复不留遗憾，不能“闭门造车”。为完成好修复任务，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他们相继邀请了多个高校团队和专业机构参与修复工作。通过推动多方合作、多学科联合攻关，在修复理念、修复技术、修复工艺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让文物重放异彩。
当遇到修复方法的争议问题时，陈卉丽团队也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多方听取专家的意见、游客的意见，以开放创新的工作思路解决修还是不修、如何修的问题，更好地传承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开放、包容，除了文物保护与修复，也可用于更多领域。如今，许多重大工程、科研项目都需要跨行业、跨部门、跨学科的协同创新，优化开放合作的机制，整合创新资源，围绕创新目标多主体、多因素共同协作、相互补充、配合协作，才能充分释放创新潜能。
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 仇峥
原标题：陈卉丽：多维度创新推动石刻文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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