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财经（2014年4月18日）第70期

24.12.2014 19:33

本文来源: 财政厅

　　目录
　　【3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1.47%】
　　【3月中国新登记市场主体环比增长1.18倍】
　　【京津冀一体化面临的八大问题】
　　【国家发改委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
　　【国家机密——20%的中国耕地受到污染】
　　【商务部设立欧亚司强化两条丝绸之路建设】
　　【西部产业发展不能违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提高城镇化率面临不愿放弃农村户口的尴尬】
　　【学界观点：国内暂时不应对第三产业寄予过高期望】
　　【维系“金砖五国”共同体对谁最重要？】
　　【中信整体上市为国企改革提供了模式】
　　
　　
　　【3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1.47%】 4月17日，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15.49亿美元（折合194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5%（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下同）。2014年3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2.39亿美元（折合752.53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47%。2014年一季度，东盟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19.66亿美元，同比增长7.84%。香港对内地投资216.05亿美元，同比增长11.29%。韩国对华投资16.25亿美元，同比增长162.13%。日本对华投资12.09亿美元，同比下降47.18%。美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10.39亿美元，同比下降1.91%。欧盟28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15.50亿美元，同比下降24.52%。
　　
　　【3月中国新登记市场主体环比增长1.18倍】 4月17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3月，中国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10.71万户，同比增长5.4%，环比增长1.18倍。其中，新登记企业30.95万户，同比增长45.8%，注册资本1.47万亿元，增长1.03倍。从注册资本规模段分布来看，0－50万元、50万－100万元、100万－1000万元规模段企业合计占新登记企业总数的87.8%。其中，新登记一元企业59家，占新登记企业总数的0.02%。
　　
　　【京津冀一体化面临的八大问题】习近平主席今年2月26日主导召开了京津冀协调发展座谈会之后，京津冀一体化就成为三地面临的一项政治任务。怎样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如何将一个战略要求从想法变成落地的行动？这是三地政府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由国家主席亲自推动一个区域的发展问题，这件事本身就有些奇怪——京津冀三地的发展是否协调，这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应该以市场为主解决的问题，但现在竟然成了由中央领导出面协调和推动的事情。显然，京津冀难以协调发展，此中存在大量的非市场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习主席的指示涉及面很广，包括发展规划、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问题。中央给出的指示越细致，带给地方政府的压力也越大。
　　据安邦研究人员了解，目前各地在出台具体对策上都面临不小的挑战。在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京津冀协调发展面临如下八大问题：
　　第一，思想观念转变问题。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目前京津冀三地还有不少行政限制，各地的行政本位仍然十分严重。京津冀要协调，首先必须在三地的思想观念上协调好，要打通政府设置的行政壁垒，打破各种阻碍市场要素流通的“现代土围子”。据称，河北省近期出台的城镇化规划和一体化发展计划，并未事先征求北京和天津的意见，显示出大家还是各干各的。
　　第二，财税重新分配问题。目前谈论较多的是分散北京城市功能定位，转移部分产业和人口，但执行起来颇为困难。最大的难点就在于相关调整将会影响地方经济和地方财政收入。过去广东搞腾笼换鸟，产业转移政策主要着眼于本省范围内，以避免财税流出本省。此前传出保定将成为“政治副中心”之后，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出面称通州才是北京的城市副中心（这是北京城市规划中确认的），背后反映的问题就是地方财税的归属问题。
　　第三，产业转移和升级问题。京津冀一体化肯定会涉及产业转移和企业外迁，尤其是从北京市外迁。日前有报道称“北京第一批外迁公司名单已确定，涉及化工、建材、铸造等门类的207家公司”，虽然北京市发改委对此否认，但北京外迁较高污染、较高能耗、较低技术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原则。不过，津冀两地并不愿意接受北京的低端企业，某地官员就曾表示，“北京外迁的污染企业我们一个都不要。”伴随企业的迁移，产业的升级问题不可忽视。
　　第四，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中国普遍存在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京津冀发展中也十分突出。国内惯于以政府力量来推动大工程、大项目、大规划，忽略发挥市场的作用。如果京津冀一体化也采取政府大包大揽的方式来做，现在就可以断定将会失败。其实，比较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经济及市场发展的差异，一个关键就在于政府太强而市场太弱。企业布局、人口流动，都是跟着市场走的，只要适合投资、有就业机会、有钱可赚，并不需要政府干预多少。
　　第五，发展规划调整问题。京津冀协调发展要求各地都要调整城市、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也明确提出特大城市发展要限制扩张，以集约方式来发展城市。在协调发展背景下，三地的规划调整需要从区域层面统一考虑，不能以行政为界各搞一块。如何做到相互协调？三地政府需要考虑。
　　第六，人口总量与迁移问题。据估计，北京市界内生活的总人口可能达到3000万，是主要的人口迁出区，天津和河北则被认为是迁入区。然而，以外迁央企总部来带动大量人口外迁的办法是行不通的，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差异，恐怕很多央企人员宁可辞职也不会迁出北京，否则会制造出社会问题。人口迁移主要是跟着市场机会走，三地的人口协调可能也要从市场迁移来想办法。此外，人口迁移与新型城镇化中的小城镇建设和乡村发展都有密切关系。
　　第七，共享公共服务和重大项目。京津冀协调发展涉及资源共享和利益让渡，各地需要共享发展机会和公共服务。以首都第二机场为例，这一重大项目首先服务于北京，但不能只服务于北京，在机场建设、相关规划和后期发展中，也要充分考虑天津和河北的利益，要让三地都能从第二机场的建设中获益。要强调的是，未来京津冀地区应该有意识地规划一些跨区域的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来强化三地在发展硬件上的联系。
　　第八，地方考核机制改革问题。地方政府各管一摊、行政本位、不愿转移GDP，与当前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有关。中央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同时也创造了三地在行政管理方面改革的机会。如果能借机推动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改革，将会成为三地协调发展的制度成果之一。
　　最终分析结论：京津冀一体化的实质是区域协调发展，这不仅涉及到经济发展协调、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共享等经济要素的协调，还涉及观念转变、考核机制改革以及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等“软性”的制度改革。只有两者兼顾，才会形成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协调发展。
　　
　　【国家发改委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 4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启动和部署“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前所未有。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国际产业分工、全球投资贸易规则、能源资源版图、地缘政治环境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已站在新的更高的起点上，“十三五”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要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胜利实现，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十三五”规划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编制好“十三五”规划意义重大而深远。会议强调，中长期规划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面对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重任，规划编制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在规划性质和功能定位、规划编制方法和程序、规划内容和表现形式等各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强化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科学设定规划目标指标，积极推进市县规划体制改革，坚持开放民主编制规划，使“十三五”规划更加适应时代要求，更加符合发展规律，更加反映人民意愿。会议部署了“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特别是今年的重点工作。会议强调，编制好“十三五”规划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密切合作，严格规划编制程序，强化人力物力保障，高质量、高水平地完成规划编制任务。
　　
　　【国家机密——20%的中国耕地受到污染】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今日（17日）发布了曾被称为“国家机密”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据了解，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范围是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外的陆地国土，调查点位覆盖全部耕地，部分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实际调查面积约630万平方公里。调查采用统一的方法、标准，基本掌握了全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从土地利用类型看，耕地、林地、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9.4%、10.0%、10.4%。从污染类型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从污染物超标情况看，镉、汞、砷、铜、铅、铬、锌、镍8种无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7.0%、1.6%、2.7%、2.1%、1.5%、1.1%、0.9%、4.8%；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3类有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0.5%、1.9%、1.4%。环境保护部负责人指出，土壤环境质量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土壤污染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形成的。工矿业、农业生产等人类活动和自然背景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上述推迟多时才公布的“国家机密”，显示出中国长期以来积累的土地污染情况已十分严重，如果以18亿亩耕地来计算，中国有约3.6亿亩耕地受到污染。这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国未来农业及城镇发展的土地资源基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今后中国修复耕地将要付出重大代价。
　　
　　【商务部设立欧亚司强化两条丝绸之路建设】在中国政府推动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大背景下，1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商务部将新设欧亚司等司局，强化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沈丹阳在回答有关商务部内设机构如何调整的问题时表示，我们在商务部网站上最近公布了对内设机构进行调整的情况。为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需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新要求，经过中央编办批准，商务部对一部分内设司局的名称和主要职责进行了调整，相关工作已经基本到位。沈丹阳说，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在原对外贸易司、机电和科技产业司、进出口公平贸易局、产业损害调查局、欧洲司的基础上，整合组建新的对外贸易司、贸易救济调查局、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欧亚司和欧洲司五个司局。沈丹阳对设立欧亚司一事表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原苏联地区的俄罗斯及中亚国家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始发站，在其未来建设发展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考虑到这个地区与欧盟是两个不同的经贸体系，将对这一地区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等12国的经贸关系工作，比如拟定并组织实施经贸合作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建立双边、区域政府间经贸联委会、混委会机制，组织双边区域经贸谈判等职责，由新组建的欧亚司来负责，将有利于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强化我国与该地区的经贸关系。
　　
　　【西部产业发展不能违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日前，国家发改委公布了《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征求意见稿共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家现有产业目录中的鼓励类产业，二是西部地区新增鼓励类产业。其中，在西部地区新增鼓励类产业中，重庆、内蒙古等12个西部地区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列，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订。这些产业根据各地在能源、资源、劳动力、需求等方面比较优势而确定。按照财税政策，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增鼓励类产业中，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多个西部地区将煤经甲醇制烯烃、煤制甲醇等高耗水项目列入其中，部分地区甚至将百万吨级大型乙烯、千万吨级大型炼油等重大煤化工、石油化工纳入鼓励类产业范围。安邦研究人员认为，尽管国家对资源需求不断增大，但是西部地区开发中鼓励高耗水项目却存在很大风险。西部环境脆弱、自我修复功能差，在近些年的开发中已经出现不少环境恶化的现象。201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推出的目的之一便是从源头上遏制生态环境先破坏后恢复的弊端。对一些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通过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为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腾出更多的空间。如果在西部鼓励高耗能的化工产业发展，势必会使本已恶化的环境雪上加霜。
　　
　　【提高城镇化率面临不愿放弃农村户口的尴尬】 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是52.57%。然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曾主持中国城镇化大规模入户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低，仅为27.6%。日前，李教授提到，目前有2/3的流动人口不愿意放弃原本在农村的户籍，因此造成中国独特的大面积人与户籍分离的现象。调查还发现，现在相当多的大学毕业生也不转户籍，而且年龄越小这种倾向越明显：80后的大学毕业生有30%的人不转户籍；90后的大学毕业生中这个数字更高，达到51.9%。调查结果显示，不想获得非农户口的原因有：保留土地（41.8%），城镇户口没用（26.5%），农村压力小（16.9%），房价太高（4.1%），手续繁琐（2.4%），社保接续（0.6%），计划生育（0.4%），其他（7.2%）。他认为，这种户口和人长期脱节的情形，使在外就业特别是已经在一个城市稳定就业多年的人，享受不到所在城市的市民权利，这会给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埋下隐患。在安邦研究人员看来，推进户籍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户籍城镇化率，而应该是户籍和福利的分离。不少地方政府将城镇化率作为城镇化推进的指标，有些地方甚至下达“农转城”的指标。我们认为，城镇化率的数字没有太多意义，权利保障方面一视同仁才是根本，否则很难改变人和户籍分离的现象，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城镇化。
　　
　　【学界观点：国内暂时不应对第三产业寄予过高期望】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0%，比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不少人认为，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中国似乎正在由工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的经济。在经济学家钟伟教授看来，目前而言，中国不应对第三产业寄予过高的期望。他认为，以往中国GDP核算用需求法比较可靠，很少用部门法，因为部门法所折算的增长率过高，现在看来以后可能更多用部门法来预测GDP了。不过，这不意味着第三产业就大有机会。第三产业过于庞杂，除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以外的内容，都算成第三产业。钟伟认为，这在统计上不是太可靠。一般认为，第三产业大致是生产服务、交运电信服务、个人消费服务和公共服务等。次贷危机后，以服务业拯救中国经济曾一度得到关注。后来中国政府创造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个词汇，属于这个范畴的要扶持。先进制造业还可以用技术水准和国际同行相差的代数来衡量。现代服务业就相当令人困惑，金融地产交运商贸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其如何才具有古代性，现代性和未来性？服务业无所谓现代不现代，过去服务业的支柱是金融地产，当下似乎除了教育，医疗，环保，社保，以及受到高等管制的文化传媒之外，其他服务业的过剩同样严重。因此，调整产业结构似乎不可押注服务业，因为服务业根本无从押起。
　　
　　【维系“金砖五国”共同体对谁最重要？】 “金砖五国”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若干基本分歧，一直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集团。不过，据俄外交部金砖事务大使瓦迪姆·卢卡夫周三（16日）透露，经过各方不懈努力，五国的两项关键性措施——应急储备机制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均已取得重大进展。目前成员国已就两个机构的注册资金问题达成一致，均为1000亿美元。最新消息称，按照参与国经济体量的大小，应急储备机制的出资比例已经确定：中国410亿美元，巴西、印度以及俄罗斯各180亿美元，南非50亿美元；而金砖银行初始资本为500亿美元，剩余部分由各国平分，这意味着成员国对银行享有同等控制权。目前，各方正在就500亿美元的初始出资额的分配比例和两大机构总部所在地进行谈判。每个成员国都对在本国设立总部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在安邦看来，金砖国家作为经济“联合体”的前景基本已经破裂，现在急于联合在一起，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考虑。此前IMF的份额改革一直受到美国的拖延，新兴经济体其实是在通过金砖五国的联合来表达自己对目前国际秩序的不满。表面看来，中国的外储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剩下四个金砖国家外储的总和，应急储备资金池中中国的贡献也最多，而其他四国对银行的发言权却要平分，但不可否认，中国在金砖五国的合作中，由于综合实力最强，获益也最大。目前看来，中国在金砖五国中最为看重“金砖价值”，也最想维系这个跨国组织的存在。为了增加在国际政治博弈中自己的筹码，中国不得不在经济上付出一定代价，拿出比其他四国更多的资源作为投入成本。
　　
　　【中信整体上市为国企改革提供了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一轮国企改革拉开帷幕，上海、广州等地相继出台地方国企改革方案，中央企业改革也在中石化启动油气销售业务重组后“一企一策”地展开。其中，尤以巨型央企中信集团的整体上市引人注目。
　　自2008年启动的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于上月26日迎来突破。中信集团旗下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中信泰富当日发布公告称，正与中信集团协商，以现金及配售新股（代价股份）形式收购其控股股东中信股份100%股权，业已签订了框架协议。收购完成后，包含中信集团绝大部分净资产、股东权益高达2250亿元人民币的中信股份将注入中信泰富，实现在港整体上市。
　　过了不到一个月，当市场还在猜测中信集团赴港整体上市的方案与缘由时，4月16日，中信泰富发布公告，宣布以2269亿元人民币对价从最终控股母公司中信集团手中收购其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的全部股份，并设立了最终预期时间表。时间表显示，中信泰富不迟于2014年5月14日派发股东通函，2014年6月3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交易完成不晚于8月29日。也就是说，从交易启动（3月26日）到交易完成（8月29日），中信集团的整体上市只要花5个月的时间。对于这个级别的企业而言，这样的速度令人震惊，也表现出中信集团借整体上市推动国企改革的决心。
　　我们注意到一些交易细节，或许对未来央企集团的整体上市将有裨益。目前，绝大多数央企在顶层设计上，最终控股公司都是以国有独资公司注册成立；而央企的下属业务单元则分割单独上市，成为股份制公司。这种母公司为国有独资、子公司为上市企业的结构，是当前中央企业和大型地方国企股份制改革的主流模式，但也存在着利益格局混乱不堪、缺乏权益资本补充机制等一系列问题。随着业务的发展，企业需要不断在资本市场融资，像中信集团这样实现整体上市，突破资本融资的瓶颈，无疑是最优的选择之一。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还会有更多的央企集团追随中信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注入中信泰富的资产并非全部的中信集团，而是其全资子公司中信股份。根据年报资料，2010年中信集团启动股份制改造，为将来的上市做准备，将集团90%的净资产重组到中信股份旗下，但仍有约10%的净资产（包括中信国安）没有纳入。在我们看来，以这样的结构实现“整体”上市，应当是有意而为，目的是避开财政部或国资部门直接在上市公司层面持有股份。在以往改革中，央企董事会的不完善一直备受诟病，大部分试点央企的董事会并没有人事任免权，高层经营管理者仍属中管干部或由国资委任命。中信集团推进整体上市，并选择香港作为上市地点，也是希望利用香港市场更为完善的制度规则，在董事会建设方面取得突破。而避免国有部门直接持股，可以为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转创造技术条件。
　　从国企改革角度分析，中信集团的这笔“震撼性交易”的确能为下阶段的改革扫清障碍。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在详解交易细节时也表示，公司人事任命将更加市场化和透明化，当前市场热议的股权激励机制，未来会尽量争取。但要指出的是，从“母子分离”到“整体上市”，这一步的改革与混合所有制关系不大，甚至于在上市公司层面，方向还是相反的。由于中信集团体型庞大，上市后公众持股比例将进一步下滑，与混合所有制引入多元资本的取态相反，从表面上看，并未达到提高公众持股“鞭策”央企提升资本使用效率的目的。不过，常振明也表示，混合所有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可能一步到位，敢于摊薄国有持股本身已经是一种突破。此桩交易中，中信泰富将对外部股东（包括内资与外资）配售一定数额的股份，以满足港交所特批的最低公众持股比例（15%），这变相摊薄了国有持股。此外，不排除后续会出现更多向外部股东出售资产的交易。这意味着，中信集团实现整体上市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推动一系列后续改革。
　　事实上，观察当前从中央到地方推动的国资国企改革，除中石化拿出销售板块“招商引资”外，其他的改革方案还都谈不上混合所有制，基本都是上一轮国企改革的延续，比如国企分类改革、资产流转以及筹备上市等。从调研情况来看，各地国资部门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虽多抱有热情，但普遍处于迷茫状态，不知道该怎么解题。安邦研究团队此前曾提出利用共同基金改造国企，在资本运营而非企业经营层面上实现混合所有制，这样的思路可以为各方借鉴。“一企一策”的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不可复制，利用共同基金可以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改革效益的最大化。
　　最终分析结论：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为国企改革探路。巨无霸央企的成功上市，无疑将给其他国企以相当的激励与借鉴。不过，这种“一企一策”的改革思路始终难以复制，暂时难以归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列。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利用共同基金改造国企，在资本运营层面予以推进。

本文来源: 财政厅

24.12.2014 19:33